过去，从生活和阅读中，发现文革风暴与纳粹风暴在兴起时有不少相似之处，比如，文革有打砸抄家，纳粹有“水晶之夜”；文革破四旧，烧旧书；纳粹也发起烧书运动，而且两者都有“不破不立”、“一个新世界诞生了”之类的说法；文革多数人迫害少数人——“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纳粹也是多数人迫害少数人——犹太人、共产党人、自由知识分子；文革把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推到极端，纳粹把恶魔吹捧成全民族的救星………
其实，这两者在语言上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文革”语言多是两极化的对立性表达：革命/反动，红/黑，造反/保守。“彻底”、“一切”、“根本”一类绝对化的形容词大行其道。当时使用频率最高的形容词是“永远”，使用频率最高的副词是“最”，1968年3月28日，《乌兰察布日报》发表了内蒙古自治区职工学习毛泽东思想代表大会写给林副主席的决心书。此书不足一千字，用了13个“永远”——“永远向您学习”、“永远永远健康”等，45个“最”——“最理想的接班人”、“最好的副统帅”、“最全面、最正确、最科学地评价”、“最精辟、最系统地阐述”、“最灵活、最富于创造性地运用”等等。不知道这种用法算不算是中国之最。反正如此一来，中性的表意词汇极度萎缩，以至于从纸媒上完全消失。“文革”语言严重粗鄙化和野蛮化。骂人成了革命的标志，“滚他妈的蛋”写进了红卫兵战歌。污辱性的语言无处不在：“害人虫”、“小爬虫”、“砸烂狗头”不一而足……
同样的灾难也发生在德国。二战后，一位侥幸逃脱了大屠杀的大学教授，德国犹太人克莱普勒，根据在纳粹统治期间偷偷写下关于日常生活语言的笔记，写了《第三帝国语言》一书。克莱普勒看到：“希特勒、戈培尔和纳粹其他领导人所使用的语言并不仅仅是呈现在意识层次上的词汇、概念和说法，而且更是一种在下意识层次诱导和左右普通人思维的毒质话语。这种帝国语言像是很小剂量的砒霜，在不知不觉毒杀人自发独立的思想能力。例如，纳粹语言在提到人的时候，用的总是没有个人面孔的集体称呼：‘犹太人’、‘德国人’、‘敌人’（‘人民群众’、‘阶级敌人’、‘当一颗螺丝钉’）。这种语言总是将它排斥的人群非人化，‘犹太害虫’（‘要扫除一切害虫，全无敌’、‘牛鬼蛇神’）。这种语言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狂热，总是使用最高的极端语式（‘巨大成就’、‘伟大胜利’、‘就是好！就是好’）。”
克莱普勒发现：“纳粹语言发展出一整套能适用于各种场合的套话，报道时事、攻击敌人、效忠领袖、热爱祖国、人民团结、表扬先进、检讨错误、开场白、祝贺词，甚至连死人的悼词也不例外。”一旦纳粹语言麻痹了普通人的自觉意识，“那套笼罩他们日常生活的语言便会成为他们思想的自动表述。”更可怕的是，纳粹语言不但毒害了纳粹的信奉者、追随者，而且毒害了反对纳粹的人，包括他自己。
十年前，我在读日本作家若规泰雄《日本的战争责任》一书时发现，日本的战时语言，与我们的文革语言也颇有相似之处，如“举国一致”、“万众一心”、“誓死捍卫天皇陛下”等等。建议语言学家在这方面去做点研究，那是可以写出博士论文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