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看守所的第一项程序是要填写一张登记表。在表的右上方有个栏目：所犯罪行。我填写了“思想犯”三字，意思是想申明“思想无罪”。本以为要费一番口舌，但狱吏看了竟然没说什么。以后的几年里，年年都要像汽车年检一样填写这个表，我都这样填，他们也都默认了。大概他们根本没听说过“思想无罪”的道理，真的认为有些思想就是犯罪吧。
捅破了这层纸的是监号里的一个老犯人韩栓紧，他笑着说，啥xx“思想犯”啊，不就是“反革命”吗？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就会玩文字游戏。他说：“这号里刚走了一个‘反革命’，又进来了一个。”
接着，他就给我讲了刚走的那个“反革命”的故事：
那个人姓王（他说了名字，但我没记住），许昌东面扶沟县（或太康县，记不准了）的农民，是拉煤路过许昌时被抓进来的。
河南的煤矿大都集中在豫西伏牛山麓，如平顶山、禹县、密县等地，而广阔的豫中、豫东平原上很少有煤矿。那里农村的生活用煤、生产用煤都要到豫西去拉。特别是产烟区，每年为了烤烟（当地叫“炕烟”）需要大量用煤，所以，生产队和社员家都要组织架子车队，跑几百里路上山去拉煤。拉煤车主要是靠人力，用牲口的极少，来回一趟大约需要一个星期，这是最重最累的活，也是很少出远门的乡下人最隆重的远征。我在那里“插队”时就跟着跑过一趟，看到浩浩荡荡的架子车队在路上来来往往，一眼望不到头，十分壮观，有点像现在电视上非洲大草原角马群大迁徙的镜头。
这个姓王的农民就是一匹那样的“角马”。如果他只是拉煤，尽管很苦很累，也不会带来囹圄之灾；但是倒霉就倒霉在他多事了——
禹县（现在的禹州市）不仅产煤，还是著名的钧瓷之乡，那里有很多瓷窑，盛产瓷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瓷窑不仅生产一般的家用瓷器，还配合政治的需要，生产了大量的瓷制毛泽东像。这在当时可是畅销的产品，除了墙上挂着的纸质画像外，能在办公室或家里的堂屋中间放上一尊瓷制的毛主席像，那可不仅是一种让人羡慕的时髦，而且是“政治正确”的庄严标志，也是消灾避祸的“圣物”啊！
这个农民在禹县的煤矿装了满满的一车煤以后，又在瓷器店门口停下来，进去买了一尊毛的胸像——话还不能这样说，不能说“买”，而应说“请”，就像马三立的相声所言。“请”来的毛像放在哪里呢？思量再三，他在车顶的煤堆上拍了块平地，把瓷像面朝前，稳稳地放在了中央的最高处，然后拉着车走上了回家的路。一路上他小心翼翼地拉车，见到石头就躲开，见到沟坎就绕过，生怕颠坏了车顶的瓷像。
可还不到天黑，在经过一个村镇时，他就被一群学生拦住了：“你看，你看，你把毛主席弄成什么样了！”他停下车回头一看，自己也吓了一跳——一路上风刮得太大，车上的煤尘飞扬起来，把毛像荡得灰头土脸。他急急慌慌地向学生们承认自己太大意了，对不起毛他老人家。然后，把瓷像抱下来，用毛巾清理干净，这才得到了学生们的原谅。
接下来怎么走呢？他犯了难：还放在车上吧，一会儿不是又要变成“黑老包”了？抱在怀里吧，可车怎么拉呀？
左想右想，也没有好办法。最后，他想出了个办法：用绳子挂在车把上，看到脏了，随时能收拾。可绳子拴在哪里呢？比划来比划去，只能拴在胸像的最细处——脖子上。于是，第二天，他就这样上路了：拉着一车煤，车把上拴着一根绳子，绳子下挂着毛的瓷像。
穿过许昌市的街道时，他又被拦住了。不仅拦住了，还挨了一顿臭揍。“你这个反革命，要吊死毛主席啊！”
记得听到这里时，我笑了，笑得喘不过气来，直到笑出了眼泪。那是我被捕后第一次笑。
结果是，他进了看守所，和韩栓紧住进了一个监号。在这里住了三个多月后，他被带走了，韩栓紧说，可能是移交给他家乡的公安局去处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