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过去有些历史时期,战乱中经济一度萧条,却并不影响艺术之繁荣。(图片来源:Pixabay)
清代初年,在自古繁华的扬州出现了一个扬州画派,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所谓“扬州八怪”,有人说他们有点类似于西方的“文艺复兴”。
扬州八怪的特点
扬州八怪的怪在于推陈出新,并非变异的艺术,他们以一种自由独特的理论、笔墨和技法,在清初的艺坛,一下子顿放异彩,形成一种纵横陆离、大有可观的局面。
简单举几个例子,金农的《寄人篱下》画繁花似锦寄于破篱之下,意境高古,思虑幽深;郑板桥的《兰石图》写磐石前后,兰竹丛生,飒利非常。李鳝画桃花瓣下鲦鱼出没,题之云“洞口渔郎”,画桃花源记故事,以鲦鱼代渔夫,尤见巧思。黄慎的八仙人物图,用笔豪放而不空虚,造诣高超。李方膺的《松竹梅图》写岁寒三友各具清致,松姿梅香竹韵,令人沉思吟咏留连不尽。高凤翰以左手代右手,全是一股百折不挠的精神。华喦《野烧图》画野火自谷中烧起,群兽猕猴现形逃奔,示恶有恶报之理,令人观感一新,神情为爽。罗聘的山水人物册中,第九开上画一僧领着一鹤在竹林中散步,净土一片,风神高远。
扬州绾系漕运,襟带长江,占尽地利,不但自古繁华,商贾云集,而且清初乃盐商之重镇,盐商“富而后雅”,为画家建造小玲珑山馆,给画家以经济上的支持,扬州八怪的画以花卉为最多最好,表面上,扬州八怪的花卉似乎是生长在扬州的繁华经济之上的。
有了繁华的经济方有兴旺的艺术,这一直是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志,就是以生产力为中心的物质文明,物质文明决定着精神文明。因此只要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精神文明和道德素质随之就会极大提高,人人皆成为自由人,联合起来便成为共产主义自由王国。这就是马克思所画的“共产主义花卉”图,他让“共产主义花卉”开放在极大繁华的经济之上。
扬州八怪的儒释道精神
然而实际的情形呢?
首先扬州八怪的花卉的根,并不在扬州的繁华上,稍稍了解中国的人就知道,这些花卉分明是以儒释道三家思想为根的。从我们举出的扬州八怪的作品内容来看,它们无一不是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形象化表达。设若从扬州八怪那里抽去儒释道,不仅会失去他们的所有作品,而且会失去他们自身,因为连他们自身都深深浸润在儒释道中,都以儒释道为根。金农身无分文,而悠游自在;郑燮弃官卖画,实在“难得糊涂”;李鳝无钱嫁姑娘,而画作生机盎然;黄慎幼年借住寺庙于佛旁练画,晚年专以粗笔画神仙及佛像;李方膺弃官卖画,与袁子才、沈补梦诗酒唱和,有“三仙出洞”之号;华喦一生眷念湖山,博学好古法。罗聘自号“花之寺僧”,人说他白日可见鬼,故而有《鬼趣图》知名于世。在他们身上,我们见到的是儒释道造就的各种生活方式,却见不到物质金钱的决定作用。
其次:中国过去有些历史时期,战乱中经济一度萧条,却并不影响艺术之繁荣,如诸子散文,东晋的书法,晚唐诗歌,五代、南宋时期的绘画、清末小说等等。那些时代艺术之花没有繁华经济的土壤,却依然相当繁茂,是因为另有肥沃的儒释道的土壤在焉。
所以说,艺术之花卉必以儒释道为根,而经济之影响充其量只不过是行于花卉上的风雨而已。风雨对花卉是会产生一些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总也代替不了根须之力,何况风雨有时还会糟蹋花卉。
经济之影响,对于全人类的根本福祉,有时体现为促进,有时体现为败坏,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花卉”全不以道德信仰为根,偏要以经济为根。其为漂浮的幻梦,自不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