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丽君（Teresa Teng，1953年1月29日－1995年5月8日）是一位在亚洲地区和全球华人社会极具影响力的台湾歌唱家，亦是20世纪后半叶最富盛名的日本歌坛巨星之一。她的歌曲在华人社会广泛的知名度和经久不衰的传唱度为其赢得了“十亿个掌声”的美誉，“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被尊为“亚洲歌唱女王”。对华语乐坛尤其是中国流行乐坛的启蒙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时至今日，仍有无数歌手翻唱她的经典歌曲向其致敬，被誉为华语流行乐坛永恒的文化符号。
邓丽君这个名字在华人世界的知名度，超越了一切政治、文体人物。将近四十年以来，她的歌声从靡靡之音变成了华语经典，滋养了一代代人。然而大陆对邓丽君的追捧却基本来自民间，官方对她的态度一直模糊不清，在她活着的时候，央视没对她进行过任何报道。本文试图在这种“官冷民热”的大背景下，厘清邓丽君在大陆的“解禁”史。
一、1979年以前“又黄又反”以“俗”之名被禁
标志事件：1980年，中国音协在北京西山召开会议，专门展开对邓丽君歌曲的讨论与批判。正统学院派的专家认为，邓丽君的一些歌曲内容比较灰暗、颓废，属于“靡靡之音”、“黄色歌曲”。并特别对她翻唱的《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曲的主题指向提出了质疑。
邓丽君生于1953年，年少成名，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是名满台湾的小明星了。而彼时大陆的文革正搞得如火如荼，两岸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所以大陆听众在文革后才零星听到邓丽君，而那时，她其实已经把事业重心放到了日本。1974-1977年，邓丽君在日本共推出8张大碟及12张个人单曲唱片，成为整个亚太地区的明星。
在70年代后期，大陆听众听到邓丽君的歌声，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偷听敌台和翻录磁带。在那个年代，基本除了大陆的电台以外，都是“敌台”。而大陆的电台又不播任何的邓丽君歌曲，所以，收听邓丽君=收听敌台。好在文革之后，收听敌台已经不是什么特别大的罪名，通常是一番批评教育，至多背个处分，与文革时动辄面临劳教甚至判刑的风险不可同日而语。可以说，收听“敌台”的风险降低，是邓丽君流行开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通过翻录磁带收听邓丽君歌曲，则属于南部沿海省份的特权。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海内外交流日渐增多，使邓丽君等港台音乐磁带得以通过私人携带的方式来到大陆。当时人们还没有太多版权意识，一盘原版磁带可能会被翻录上百次，而每盘翻录的磁带又会被聆听上百次。
邓丽君之所以在那个年代突然“爆红”，与其唱腔和歌词内容密不可分。被样板戏和革命歌曲教育了几十年的人们发现，歌曲竟然还能这么唱？歌词竟然还能这么写？人们禁锢的大脑瞬间被开辟了一片新视野。而由于两岸听众对邓丽君歌曲欣赏的不同步，使得在台湾经过十年传播而积淀下的几十首好歌，在同一时间“砸”向了大陆听众，使大家在很短的时间就爱上了这个声音。
然而那些让邓丽君为人喜爱的特点，恰恰成为她被禁的理由。邓丽君的情歌很快被戴上了“黄色歌曲”、“靡靡之音”等帽子，与喇叭裤、蛤蟆镜等一道成了老师家长眼中会“教坏小孩”的东西。而把邓丽君歌曲上升到“毒草”这一高度的，是1980年的中国音协西山会议。
会上被批判最猛烈的是《何日君再来》。因为“君”字与邓丽君名字相同，如今“何日君再来”常被用于怀念她的演唱会或文集名字。而在当时，《何日君再来》是一首典型的“不良歌曲”，无论从黄色还是反动的角度，都能批判。歌词“人生能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从字面意思理解是青年男子与女友依依不舍的情景，属于“黄色”；这首歌创作于1936年，正值日本入侵中国之时，“君”指的是国家，或者说指的是国民党军队，“何日君再来”有“何时收复失地”之意。从这个角度讲，歌名与当时国民党鼓吹的“反攻大陆”暗合，又属于“反动”。
这样一首“又黄又反”的歌，就在一片“又红又专”的气氛中被批判了。
二、1980-1981年敌对大陆的黄色歌手以“政”之名被禁
标志事件：1980年，邓丽君在演唱会上提出了她来大陆演唱的“条件”。1981年，邓丽君又前往台湾军队中劳军一个月，并制作《君在前哨》纪录片。这样的“涉政”表现使她的歌曲更难被大陆官方认可。
在两岸敌对的年代，任何知名公众人物都会无法避免地卷入政治之中。作为身在台湾的歌手，祖籍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的邓丽君也不能免俗。
就在大陆音乐界人士开会批判邓丽君之后不到半年，1980年10月4日，邓丽君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举行了一场义唱，门票收入全数捐给公益基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