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朝根本就不是奴隶社会。
中国人都有印象，上学时，对于人类历史，课本上讲的是，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发展到了现在。在中国古代，“夏、商、周”朝是奴隶社会。奴隶的处境极其悲惨：“奴隶被剥夺一切权利，在暴力下从事最紧张、最繁重的劳动。奴隶主占有和支配奴隶的全部劳动成果，过着奢侈豪华的寄生生活；奴隶只能获得极少的生活资料以维持生命”。
可是有多少中国人想过这纯粹是对中国人的欺骗！“夏、商、周”朝根本就不是奴隶社会。
夏朝的第一位君主是禹，就是妇孺皆知的“大禹治水”的主角。他当年采取疏导的办法带领人们治理黄河水患，长达十三年，历尽艰辛，三过家门而不入。是与尧、舜齐名、被后人历代尊崇的贤圣帝王。
商朝的第一位君主是商汤，商汤是一位宽厚仁慈的君主。成语“网开一面”讲的就是商汤的仁慈惠及鸟禽的事儿。不仅如此，商汤还是后世人们效仿的君子典范。《大学》中记载：商汤有一个洗沐用的盘子，上面刻着这样的铭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意思是说人的身体，每天都会染上灰尘，所以每天都要洗，与此类似，人的精神，也必须每天都濯洗一番，体现出君子的自省精神和严于律己的人生态度。所以中国古人有着修身的传统，君子每天都要修身、反省自己所为是否符合天理，如果不修德，就会放纵个人的欲望，就会因迷失自己而堕落。
而开创周朝的周文王，奉行“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德治，且以身作则倡导笃仁、敬老、慈少、礼贤下士的社会风气。《史记周本纪》上记载了当时发生的一件事：当时，虞国、芮国和周国都是商朝的诸侯国。一次，虞、芮两国的人，有了争执不能断决，就来到周国，想请（西伯）周文王作裁决，因为周文王从来都秉持慈善做事，入周国境后，看到了周国种田的人都互让田界，民众都有谦让长者的习惯。这两个人还没有见到西伯，都感到了惭愧，于是互相商议道：“我们所争执的，正是周国人引以为羞耻的事，我们还找西伯干什么，只会自取羞辱。”于是各自返回，互相谦让着离开了。其他诸侯听到这件事，就说：“西伯该是那承受天命的君王吧！”
这些都出自于史籍的记载。在中国古代，人们对记述历史是非常重视的。从中华民族创造文字之初，记述历史就成了历代最重要的工作。造字的仓颉就是轩辕黄帝的史官。春秋乱世，齐国的伯、仲、叔、季四位太史中有三个被杀了头，只为了写下一句真话：“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自汉代以降，“隔代修史”的传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有着连续而准确的信史的国家。
史籍上对“夏、商、周”朝的农业生产情况也有诸多记载，例如“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孟子–滕文公上》）。意思是将方圆九百亩土地，划分为九块，每块一百亩，犹如“井”字型，四周八块田为人们自己的私田，中心的一块田是人们共同耕种的公田，大伙干活时先合力把公田里的农活干完了才能干私田里的活。农民也不用另交什么税，收成时，将公田里的谷物上交就行了（可以参见网上搜索“井田制”）。说明当时的社会并不是奴隶出苦力为奴隶主耕种土地的情况。
所以，人类历史上根本没有奴隶社会，所谓“夏、商、周”朝是奴隶社会的说法，追根溯源会发现，是郭沫若等人在三、四十年代，为了迎合马克思主义观点后加上去的。
至于中国人被灌输“教育”的，奴隶社会的佐证：古罗马时期的奴隶起义即“斯巴达克起义”，其实在人类历史上只是个例，不是当时人类社会的整体情况。而且当时的罗马帝国也只把征服来的别国的人当作奴隶，而本国的所有民众都是自由民。所以古罗马也不算奴隶社会。这就好比中国古代历史上虽然出现过荒淫暴虐的商纣王，却不能用它概况形容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上的所有帝王一样。
至于“黑暗的欧洲中世纪”，也是可以歪曲国外历史，欺骗中国人的说辞。现在专业学者们已证实，中世纪大量的国王（或皇帝）加冕誓词和《大宪章》一类的法律文件基本原则是：“关涉大家的事需得到大家的同意”。所以中世纪也不是黑暗的。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笃信基督教，道德水平维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回头来再看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从轩辕黄帝向神仙广成子问道，孔子向老子问道，再到佛法东传，儒释道为中国人奠定了重德行善的文化内涵，规范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使敬天、敬神、修德、爱民等道德观念深植人心。所以中国古代的社会是尊道重德、民风淳朴的社会，而不是什么剥削压迫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