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6年10月25日讯】一，2013年5月，石家庄市北高营村因拆迁改造，村主任何建华带人将拒不搬迁的村民贾敬龙老屋强行拆除，致其刚布置好的婚房被毁，婚姻泡汤，并遭殴打。2015年2月19日大年初一，贾敬龙以射钉枪将村主任何建华击毙。2016年8月，贾敬龙被最终核准死刑。
石家庄村民贾敬龙。（网络图片）
2009年11月，成都市金牛区农民唐福珍因房屋被强拆而自焚，并似乎从此开启了拆迁自焚先例。2016年6月，长沙市岳麓区农妇龚雪辉失踪，21天后在被强拆的房屋废墟下找到遗体。被活埋便又成了拆迁悲剧的新版本。
跟自焚、活埋相比，贾敬龙的故事简直平淡得让人感觉乏味。所以，他直到快要被枪毙的时候，才有好事者因谈论死刑存废而引起关注，足见拆迁死人只有靠不断翻新的“死法”，才能在信息泛滥的网络时代，于人们忙碌的手指下稍作停留。
长沙市岳麓区农妇龚雪辉的遗体被埋21天后在自家房屋废墟下被发现。（网络图片）
二
金秋十月，在我的印象中，农村是满畈稻谷金黄，耕牛遍地，孩子们在田野间奔跑，兴奋地用枯藤垫着新拔出来的花生烧着吃。田边农舍炊烟袅袅，农妇在村口大声喊着孩子回家。即便现在种田人少了，壮劳力外出，但仍有嘴腮干瘪的老太太，步履蹒跚地带着孙子辈出入，勉强维持着这种简化版的农村图景，总体还算安详。
但对于石家庄的村主任何建华和村民贾敬龙的家庭而言，农村的图景不仅是风光上找不到，心理上恐怕也只剩下悲凉。
听老人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基本上从大炼钢铁开始，大集体的农民没日没夜地耕种，却总吃不饱饭，有的人被饿死，有的人饿得吃观音土，最终腹胀而死。后来有人说，这是为了使中国从农业社会实现工业化的代价。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黄冈读高中，父亲拉着家里的稻谷，以很低的价格卖给国有粮店，再以很高的价格去换粮票寄给我。卖出买进都是一斤米，却白白多花了不少钱，所以，我对“剪刀差”这个词有非常深刻而形象的理解。
以前村干部与村民矛盾尖锐，主要因为两件事，一是催收公粮杂费，二是计划生育。现在这两件事都基本没有了，大家应该快快乐乐本小康，怎么能死人呢？
以我肤浅的理解，我的家乡之所以还能维持一种农村的古朴图景，并不是我们那的村干部治理多么有方，而是我的家乡实在偏僻得毫无价值，钩机也开不进去。看来农民支援工业化、城镇化的使命还没结束。
放学回到家，他家的房子突然不见了，但作业还得写。（网络图片）
三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中国长期有“皇权不下县”的传统，乡村治理主要依赖乡绅、宗族等民间力量。
听父亲说，我们邻村原来就有一个乡绅，可能是个上了点年纪的秀才，有知识，公道正派，附近的一些纠纷就找他说理。这些人处理纠纷时没有自己的利益考虑，以理服人。当然，乡绅的观点不一定正确，比如，如果他认为地球是方的，其他村民因为知识都超不过他，也就无法质疑他，故也就信服地球是方的。这一点用在教育上不行，但用在定分止争上却能奏效。只要双方信服了，纠纷也就解决了。
公道正派的乡绅。（网络图片）
乡绅的角色其实是承上启下的，一方面有帮着皇上管理农村的使命，但这不是靠上级任命，而是靠其对伦理道德的理解而自己赋予的；另一方面，乡绅又能代表乡村的利益而敢于对抗上面政府的恶政。由于他们的见识、道德，使得他们在官方和乡村都自动获得了很高的权威，是官民都依赖的纽带，基本算是实现了有效治理。
上世纪五十年代土改开始，乡绅们不是被揪斗就是靠边站，而一些流氓无产者开始掌握了乡村话语权，农村的传统乡绅治理方式基本就此中断。其后产生的村干部，角色上缺乏中立性，使命上基本一边倒，道德上也缺乏公信力，干群矛盾逐渐激化。适逢农村的能人外出进城发展，制衡的力量失去，凋敝的农村抛弃了乡绅，然后也被自己抛弃了。
何建华、贾敬龙他们这样的农村改造，涉及巨大利益，在强大的“公家”面前，村民们失去了利益代言人，再也没有乡绅为他们出面斡旋了，农村治理基本又进入了弱肉强食的野蛮时代，从而引发了一幕幕征地拆迁惨剧，以这种震撼人心的方式展示了农村治理结构的破碎。
城镇化、农村改造，这些充满正能量的事业，其实既不是何建华的，更不是贾敬龙的，否则就用不着如此以命相搏。那么，何建华、贾敬龙的两条人命换来的是什么？城镇化到底是谁的城镇化?农村改造又是为了谁而改造？
2014年8月8日凌晨，河南新郑市龙湖镇的张红伟家，被十几名陌生人撬门侵入，夫妇俩被塞进一辆没有牌照的面包车里强行带走，几乎赤身被控制四个小时左右，然后被扔到一处墓地，两人回家时却发现家已变成废墟。（网络图片）
四
乡村的破碎，力量的失衡，位于底层、毫无组织的农民要免于被欺凌，按照正规的设计，只能由法律的力量介入。
法律，可分为“律”和“法”。在中国漫长的皇权专制时代，颁布的“律”其实不少，但作为纯粹的统治工具，总是和苛捐杂税、酷吏联系在一起。而现代意义的“法”，却是西方文艺复兴之后兴起的制度，其本源的理念上充满了人性的光辉和慈爱，目的在于保护公民生命财产权利。晚清虽匆匆引进西方法律制度，但长期皇权专制的惯性，使得作为工具的“律”的层面保留较多，而其温暖而理性的层面却是无法快速引进的。
在贾敬龙案件中，我们看到，从2009年开始拆迁，到2013年强拆，到2015年贾敬龙杀人，期间经历了若干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作为化解纠纷的村镇调解机构、综治委等并未奏效。
那么，这么多年，法律在干什么呢？当贾敬龙的房屋被强拆的时候，那句“国王不能进”的谚语却变成了“风能进，雨能进，房主不能进”。当土地房屋的所有者与本应依法行政的政府机构发生冲突的时候，法律本应笼罩在权利人头上的温暖光环并没有出现；而当贾敬龙愤而采取私力救济，举起射钉枪杀人的那一刻，法律站了出来，冰冷地喊了一声“死刑”!
自救，往往要付出沉重代价。（网络图片）
事情到了这个时候，法律学者们再捧着法条去讨论该不该判死刑，是不是有从轻减轻情节，就纯粹是个专业活了。而对于这样的专业活，无论是对何建华还是贾敬龙，不仅为时已晚，而且也不是他们的长项了。
对此，重庆的王立军在谈到如何对媒体、新闻工作者进行“双起”时，有这样形象的说法：“但他如果把政治变成法制，这是我们的强项。如果他要把法制过程当中的问题变成案子，咱们搞了这些年案子，他行吗？搞政治我们只有一半的主动权；进入法制轨道，我们就有了全部主动权；要把这事变成案子，他就是观众了。”
对于已经冤死的何建华，以及可能很快要进行生命倒计时的贾敬龙，他们共同的身份都是农民，从某种角度讲，他们都是无辜的牺牲者。只是希望他们在另一个世界得以相见的时候，能够握手和好，共同讨论建设新农村的新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