盆栽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网络图片）
我面前的这本养花爱好者爱看的书叫《盆栽艺术》，它是台湾梁悦美教授编著的。
梁教授早在1980年就担任台北盆景协会会长，自1985年以后，她先后在国立台湾大学，师范大学，美国西雅图太平洋大学，美国南区大学，台湾文化大学等高等学府任教，教授盆栽艺术。她的著作在1990年就已经获奖。其盆景佳作多次在国外展出，她还先后应聘到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德国等讲学和做客座教授。她是一位具有真才实学阅历丰富的人类文化和精神文明传播者。
《盆栽艺术》这本书是她的智慧和劳作的结晶。她用这本书作为教材，在世界各地传播真、善、美。这本书无论内容还是出版制作，均可堪称世界一流水平。书的内容翔实，图文并茂。那一张张优雅的盆景盆栽照片令人爱不释手，大开眼界。这本300多页的巨著极具诗情画意，内容几乎涵盖了盆栽和盆景艺术的所有知识，技术和技能。语言精炼，文字表达准确，毫无俗套而具有新见，即使外行人看过一遍，也会得到美学和精神文明的洗礼。它启悟人们灵魂升华，启迪人们热爱大自然，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热爱创造，热爱生活。
看着这本好书我不由进入了沉思，联想起一个人，他是中国花卉爱好者的一位先导，一位宁死不屈的文人。他曾为中国文化和盆景艺术做出过贡献，但却被中共迫害致死。他就是周瘦鹃先生。
周瘦鹃先生是江苏省吴县人，生于1895年，殒于1968年。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之前，他以著书、译文、编辑为职业，在文坛活跃了近半个世纪，他的文风朴实无华，清秀自然，他喜欢描绘花鸟的自然美，因此他被人们推崇为“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在“九一八”日本侵华以后，他隐居苏州终日莳花弄草，成为一名园艺家。
1935年他在苏州自购土地，自建园林。因为他特别爱紫罗兰，他把自己的花园命名为“紫罗兰庵”。他的作品集也以紫罗兰命名，比如“紫罗兰集”、“紫罗兰外集”、“紫罗兰小品”等。他的花园里种有各种奇花异草，他对非洲紫罗兰当然是单辟一区，倍加关照。
1950年以后，他又出版了《花前琐记》、《拈花集》、《花语》等谈养花经的书。我还记得他出过一本关于盆景的书，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经济条件，是用32开白报纸印刷，插图是黑白照片，书的内容翔实、珍贵，是他多年园艺实践的结晶。
1966年，毛泽东发动的一场文化大革命把这位老人给毁了。文革中他被红卫兵揪斗、批判，污蔑他“玩物丧志”，把他打成“牛鬼蛇神”，他的书画诗文被红卫兵抄家，销毁。他的花园被夷为废墟，当时73岁的他哪能经得起这种凌辱和折磨？常言道，“士可杀，不可辱”，他和著名作家老舍一样，选择了宁死不屈，1968年7月18日他在“紫罗兰庵”投井自尽了。
回忆了周瘦鹃先生的不幸遭遇，我脑海里又浮现出“文化大革命”那种疯狂，那一场场恐怖浩劫景象。想起我保存的周先生的著作，也被红卫兵抄家时抄走而不知去向，又想起了我的父亲和溥仪在那个年月的共同遭遇。
我的父亲是一位经历过辛亥革命的老人。他年轻时是在冯玉祥所属董振堂部下当骑兵，那时他参加了孙中山发起的辛亥革命。他参加过1924年北京政变，就是把末代皇帝驱出皇宫的事件。在日本侵略中国后，因为他组织抗日救国武装，而被汪精卫伪政权逮捕入狱。中共夺取大陆政权以后，他在彭德怀和罗瑞卿部下任职，1958年庐山会议彭德怀被毛泽东罢官，家父受到株连。彭被软禁，他在北京西山种地。家父有自知之明，便托病离职休养，不再在军中服务。他去位于北京香山南路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找到他的老战友田裕民(当时田在那里当领导)。我父亲说他想来这里种菜、养花，以安度晚年。田很通情达理，植物园内靠北边有一排新盖的砖瓦平房，田给了他一个单间。在水泥地上搭了一个木板床，拿来些简单用具，就把他安置下来。
室内的香草盆栽。（网络图片）
当时，植物研究所的一些研究员也常来植物园劳作。我父亲心地善良，平易近人，他与园内的工人，研究人员同住，同劳动，同在一个食堂吃饭，大家对他也很尊重。后来末代皇帝溥仪获大赦，从长春监狱被放出来，被安置到了北京植物园。他和家父住同一排平房，他也一人住一个单间。田让家父在生活上多关照他。溥仪长年被关押，刚出来，对外面世界的生活方式还不大适应，生活上还不能自理。比如当时正值国家“困难时期”，人民的生活必需品都是凭票限量供应。溥仪饭量比较大，可是当时每人每月粮食定量只有30斤，一个月才几两肉。家父和溥仪一起在蔬菜组(科研实验田)参加劳动，一起到食堂买饭，到吃饭时就帮他计划使用饭票。到外面买日用品，也陪他一起去，日久天长两人就成了朋友。由于家父工资级别较高，困难时期享受特供食品补贴，到改善生活时，家父就带他到城里家中吃饭。溥仪写《我的前半生》回忆录，他请家父给以指导，家父也耐心指点。家父还关心他的私人生活，同别人一起促成他与关厢医院护士李淑贤的婚姻。他们成家后，父亲与他们一起吃饭，……这些都是人际常情，生活琐事，不料“文革”一来，在造反派眼里都变成了他和封建皇帝相互勾结的罪证，把他们整的好苦。
我父亲在植物园时，因为他和田裕民是老战友，来往密切，无话不谈。文革来了，田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父亲也被造反派指控为“走资派后台”、“高参”。溥仪文革受冲击，我父亲也被当作“封建皇帝的保护伞”批斗。后来溥仪被关进“牛棚”，又送到别处劳动改造，我父亲也被从植物园赶回了北京城里的家中。再后来，“文革”进一步深化，刘少奇、罗瑞卿等都被打到了，一些原来与父亲共过事的省部级干部，有的成了批斗对象，我父亲也常被造反派网罗罪名抓走，逼迫他参加一个个批斗会，把他推到台上“陪斗”、陪跪。造反派还抄了我们家，他们把我父亲的身体都整垮了。
植物园被造反派夺权后也就停办了。在那年月全国所有的科研单位(军队的除外)几乎都瘫痪了。那时我去北京植物园，看到那些温室，暖房无人管理，看到那些冻死、枯死的奇花异草，真是心酸。“文革”前，植物研究所的黎大爵研究员曾送给我他编写的《家庭养花》一书，这本书连同我潜心收集的三十年代石板印刷的京剧曲谱，统统被红卫兵抄家抢走、销毁了。那年月，就连中南海的花坛里都改种了玉米和向日葵，岂能容百姓养花。想起这些事，真是叫人伤心。这场灾难令我们这一代人终生难忘。
我渐渐地从那恶梦般的回忆中清醒过来，目光回到了我眼前梁教授的这本书上来，看到梁教授的优异成果真高兴。记得“文革”之后的八十年代，我到北京护国寺西侧的夹道般的小胡同看望一个年轻人，他叫刘某某，我以前认识他父亲，是位专长作盆景的老花匠。他父亲已经过世多年了，这年轻人已经担任北京盆景协会的秘书长还是什么官衔，我已记不清了。这位园艺家的后人仍然住在他父亲留下来的一栋破烂不堪的祖屋内，那房子与其说是住宅不如说是一个花房。除了那张床以外，室内几乎所有的空间，包括床底下都被盆景和养花工具占据了。想起那场景，再看看书内梁教授的工作环境，也使我感慨万分，中国大陆的百姓太可怜了，即使是一个有才华的青年，在那样的一种令人窒息的生活环境下，能有多大发展前途？！
自那以后，又过去了几十年，想从网上查看当今中国大陆的花卉协会会长是谁，不查还好，一查更令人吃惊！居然是江泽慧，是一个像陈至立一样无实际才能，又无自己写的花卉专著的挂名会长，网上能查的出的她的挂名头衔有18个。不知哪位国人看过她的园艺作品。这在任人唯亲之风横行的中国大陆，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很普遍的社会现象。
梁教授是在台湾民主政权的自由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园艺家。看了她这著作，真令人欣慰，中国盆景艺术后继有人，这位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天使，其成就令人可喜可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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