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业以骁勇善战出名，战功彪炳。（网络图片）
杨业，并州太原人。其父杨信，曾任后汉的麟州刺史。杨业从小洒脱有侠气，善于骑马射箭，喜欢打猎，所得猎物比别人多好几倍。曾经对他的随从说：“我将来当将军带兵，也要像用猎鹰、猎狗追逐野鸡、野兔一样。”成年后辅佐刘崇，为保卫指挥使，因为骁勇善战出名。升迁到建雄军节度使，多次立下战功，每次出兵都能取胜，国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无敌”。
有功之臣不受重用
传说中，杨业是深受北宋重用的有功之臣，大宋江山若有十分，杨家担了七分。但事实是，杨业归宋时并没太受重用，也没受重赏。宋太宗封赏降臣之时，除了北汉主刘继元之外，马峰、郭万超等四人受的封赏最重，杨业根本靠不上边，所以都未在记录之列。归宋三个月后，因为要被派往边防前线，才有对他的所谓厚赐。宋朝的用人之计是密赏，跟今天企业的密薪制相似，赏了些什么，赏了多少，别人无从知晓。
杨业在宋朝的地位不高，从没有成为宋军的主将。归宋时，杨业受封“左领军卫大将军”，说白点只不过是个“环卫官”的角色，而所谓的郑州刺史，也不过是个从五品的虚职。以这样的官位是无法近得皇帝身边的，离朝廷重臣相去甚远。他在北汉官至建雄军节度使，是二品以上大员。两相比较，天壤之别。
杨业在宋廷不过是位列偏裨的边将，入宋不足8年就战死在边关，《宋史》甚至连他的出生年月都搞不清楚。如果非要说杨业是受重视和被重用的，那就有点自欺欺人的味道。杨业不受重用，事出有因。这既与他的家庭出身有关，也与宋朝军事体制的结构有关。
与他的家庭出身有关
首先，杨业的家世背景让他难获信任。杨业的父亲杨信原为麟州刺史，当时各种割据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杨家虽然也算是一方豪强，但势力相对较弱，只能于夹缝中求生存。
杨业20岁就被派给刘崇，这很可能是一种家族谋略。杨业年少英雄，很有才干，所以很快被刘崇赏识。但是，951年刘崇在晋阳自立为帝时，杨业的父亲已经归降后周。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复杂难解的现象，杨业在北汉听差，他的父兄却在后周为臣，父子三人效力于互相敌对的两个国家。这样一种局面的形成，当然有事出偶然的不可控因素，但也不排除杨业父亲的预先设计。在那个时代，脚踩两只船，谁先到岸就靠谁的现象并不鲜见。按今天的话说，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也许更为安全。
杨信去世之后，杨业的弟弟杨重勋继承了麟州刺史的职位，因为杨业效命北汉与后周为敌，当然不可能返回后周继承父业。麟州地处北汉与后周边境，杨氏的武装力量有限，没有强大到足够自保或自立，为了保全自己、保存实力，杨重勋在北汉与后周之间不停地摇摆，他以麟州刺史的身分几次投降北汉又数次回归后周。
有这样的家世背景，杨业投降北宋之后，难免让人觉得不够放心，而他自己也会先虚上几分。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当监军责问他是否有异志时，他显得格外敏感。
降将的日子是最为难过的，在正统方看来，你既然可以弃城降我，在危急关头也可以降他。实际上，杨业并没有可以值得怀疑的前科，与他的兄弟不同，杨业自跟随刘崇之后，30多年间，不管北汉发生什么样的变动，他一直忠心耿耿，从无二志。
但是，光自己觉得忠心耿耿还远远不够，对于降将而言，检验和考验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这个过程可能足够漫长。降将很难被重用，这也是历朝历代的通例。看看《三国演义》赤壁大战中蔡、张二将的下场，也就不难理解身为降将的难处。
再者，以杨业在北汉军中的地位论，他也很难再受重用。他与北宋征战多年，积怨应该不浅。他在抗宋过程中获得了很高的声誉，现在又转过来依宋抗辽，难免会受到歧视或嘲弄。
重要的根源还在于宋朝的军事制度
杨业之所以不被重用，更为重要的根源还在于宋朝的军事制度。宋朝非常注意限制武将权力，从宋太祖开始，就对武将处处防范，决不会任由任何一员武将决定着朝廷的七分事务，更何况是能征惯战的降将。重文抑武是宋朝的国策，后来慢慢形成一种制度，演变为一种文化。
宋太祖经历了皇位频繁更替的五代乱世，由陈桥兵变起家的他，对武将左右朝局的历史认识得非常深刻，为了确保大宋江山的长治久安，防治武将拥兵自立便是头等大事。于是他精心策划设计了限制武将权力的种种措施，杯酒释兵权之后，许多开国大将都被解除兵权。
宋朝的第二位皇帝宋太宗则是在“烛光斧影”中上台的，他对手下的猜忌之心更重，即使是亲弟、亲子也概莫能外。每次大战之前，他都给大将赐阵图，让他们“各遵成算”，不能有丝毫变动。对嫡系将领如此，对降将是什么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对于北汉降将杨业来说，缺乏皇帝的信任当然是危险的事，但没有同僚们的信任，危机更会进一步加深，而且很可能加重皇帝的猜忌。杨业归宋后不久，因熟悉边防情况被派往前线，立了战功，受到提拔和封赏，由此受到一些人的嫉妒和非议，有的人甚至向皇帝告状，揭他的短。宋太宗的处理方式是，原封不动地将那些斥其短的奏折转给杨业。
这一招算得上高明，但并不是宋太宗原创，而是向唐太宗取的经。当年唐太宗曾用类似的手法处理过类似的事情。有人认为宋太宗这么做，表达了他对杨业的信任。事实可能并非如此，起码不是全部。宋太宗对杨业是不放心的，把告状信给杨业看，一方面表现自己的坦荡，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是在警告杨业，你的一举一动我都是知道的，全在我的掌控之中，你要小心行事。
宋太宗的这种警告还算温和，大体上是属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范畴，没有什么致命的危险。杨业虽然屡立边功，但生存环境不算太好。他不仅得不到充分的信任，还屡受排斥，诸如监军那样的上级领导前来，更是常常对他冷眼相看。这都是因为他是降将，在宋将看来他尚不是自己人，要想融入其中，还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非常艰难。
其实杨业大可不必抱怨，在北汉降将中，他所受的待遇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宋在不同时期，对待降将的政策不同。平定太原之前，降将一直都受重用，目的很简单，在于发挥他们的示范效应，吸引更多的将领投降。对于被擒获的将领，则大多不用甚至杀掉。杨业被闲置起来没有被杀掉，还是比较幸运的。如果不是边情紧急，杨业又对契丹情势了然于胸，估计宋太宗还不会想起杨业，他可能永远都会被闲置下去，毕竟他与北宋抗争了近30年，给宋朝很大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