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8日】（本台记者齊月采访报导）
今年是中共发动《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五十年前，中共玩弄阴险、狡诈、毒辣的权谋，摧残了中国数以百万知识精英，更使其中许多人死于非命。《反右运动》所涉及的面之广，人之多、时间之长以及中共所表现出的邪毒都是骇人听闻的。对此，本台记者蔡红采访了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其中包括历史学家、政治评论家、作家以及当年《反右运动》的见证人。通过翔实的史料，我们将共同回顾那泣血的岁月。
1978年4月8日中共中央批复了统战部上报的《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将其作为1978年的第11号文件转发全党。这份文件指出“1957年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对于错划的右派要落实政策妥善安置，在提职、提级、调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但是报告没有提到对错划右派的平反。
1980年5月8日，平反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曾经被划为右派的55万人几乎全部平反，但是仍有极少的一部分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认定的5名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认定的90余名右派分子，总计不足百人。
横河对中共最后的“反右”定论时说道，十一届六中全会的时候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么在这个决议里面呢，其实就是邓小平讲的，他只承认了“反右”的扩大化，但是不承认“反右”是错的。所以不给平反。就是反右运动不平反。这样的话呢，在全国中央一级的留了5个“右派”，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全国各地呢，留了90多个。也就是说，留了这么100个不到的右派，就是为了证明中共“反右”斗争没有搞错。但是你想想看，如果全国真的有100个不到的右派，需要搞一个全国的运动吗？需要去整100万人吗？100个和100万人，这难道是一个“扩大化”的问题吗？对不对，如果是100个人的话，根本就不要进行这场运动。所以这场运动就是错的。是不是？这是个很简单的算术问题。如果你再仔细想一想看，中共为什么不承认“反右”是错的？那么就牵涉到我们以前曾经讨论过的一个问题。中共什么时候承认过它在即是错的了？没有承认过。到现在为止你去看，它对以前的历次的运动基本上仍然是持一个肯定的态度的。只是说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有缺点、有人犯了错误。只是说执行的人有问题。它没有真正的否定过一个整人的运动。“文革”是一场更全面的运动。不象“反右”它一个非常有针对性、具体的运动。所以这些运动它都没有承认过错误。这就牵涉到中共它政权的合法性的问题。它自己知道它这个政权是不合法的。它不能够承担任何一次它承认它犯错误的。它不能承认。
邓小平的结论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
苏教授谈到“反右”波及到全国的每个小镇、每个村庄，工作在文教科、卫生科、县医院、公社卫生院，县、乡的中学，文化馆，或者是财政、农业、税务等等科室的工作人员也难以幸免。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在1968年的时候，我去了内蒙古东北部的一个边远的小县里去插队落户。我所在的大队里，有一个右派，姓辛。那时候呢，他还不到50岁，可是已经戴了10多年右派帽子了。他是个祖传了几代的游方郎中，看病上呢，据说很有一套。在各大队还没有小学之前，他们家就开了一间私塾。从他的爷爷到他的父亲，到他本人，三代人给周围几个村里的孩子们教“人之初，性本善”，轮到他教，不久之后，就改教成了“伟大”和“万岁”了。57年以后，就连“伟大”和“万岁”也不让他教了，病也不准看了。一把铁锨，一副扁担，就让他各家各户去挑大粪和积肥了。所以我说57年的那场“反右”运动，目标绝不只是对着60万杰出的知识分子们去的。
横河指出，中共它永远把自己装扮成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它要让了一步，它就全线崩溃了。就是人们只要脑子里有一点：它也犯错误，它也承认错误，那么，它的统治就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所以“六.四”的时候，有人就提出来，说是能不能稍微的让一让步，对不对？所以陈云后来就说了，说这个步绝对不能让，我们当时就是利用国民党还有的那么一点点民主把它搞垮掉的，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让步。你看，所以它知道，它一步不能让。还有个问题呢，就是，它所有的这个政治运动啊是连在一起的。和它的执政是连在一起的。我记得我曾经和大使馆的一个官员谈过这个问题。他就是说，党是不犯错误的。我说你怎么能说党不犯错误呢？难道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是承认了党犯过错误吗？他说，不，这证明我们党是能够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而且只有我们党自己改正自己的错误，所以我们还是“光荣、伟大、正确”。所以它一连串连在一起，它只要有一个地方让步了，它就全线崩溃了。因为它整个东西就是构建在这个沙滩基础上的。所以中共是没有一个整人的运动是平过反的。
陈破空认为，在七十年代末，中共当时不愿意平反右派，他们邓小平要改正右派，他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当时毛泽东策划了反右运动；但邓小平是总书记，主持了这个反右运动。邓小平出于一己之私，自己的私心不愿意承认当时是错的，那么他就不愿意叫做“平反”，把它叫“改正”。改正了之后，还保留了有名的“大右派”一百多人，不给摘帽子；还有一万多的普通人不愿意给改正，实际上这个反右的情况，当时被迫害的范围，后来在定义中说是五十五万，实际上不止，因为他们做了很多定义，什么右派份子、极右份子、中右份子、坏份子、反动份子，加起来一共应该说是一百六十万左右的人受到了牵连。加上后面，到了五八年继续的要拔白旗、拔灰旗，把他们右派揪出来，前后应该说是两三百万的人受到了牵连。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史若平等右派人士与其家属联署致人大与国务院之公开信，要求中共对当年受迫害的知识分子的行为明确表示反省与道歉，并对受害者与其家属作出公平合理的赔偿，在三个月内获得一千五百位响应。
公开信的执笔人，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史若平先生表示，毛泽东领导的反右派斗争，目的是要镇压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毛泽东一系列的事都是搞专制、独裁、扼杀群众的言论自由，也群众的民主权利。对知识分子来说，从建国初期思想改造，就把知识分子批得一钱不值，到后来《武训传》批判，反胡风，批判《红楼梦》等等一系列都是对着知识分子来的。为什么呢？毛泽东最害怕的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他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见解。知识分子普遍要求民主的环境，他同毛泽东专制独裁是绝对不相吻合的。可是毛泽东为了维护他自己的专制独裁统治,搞了一系列政治迫害,包括经济上也是蛮干，搞的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人。反右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倒行逆施，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饿死了几千万人。反右就是为了镇压知识分子的不同意见,名义上是它号召人家起来鸣放，实际上它是不允许有任何不同意见。所以五七年尽管是历史的问题了,过去50年了,但是问题根子上没有解决,就是体制上的一个专制主义没有解决。我们也并不纯粹是为了右派本身，作为历史回顾来说,这是毛泽东欠了中国老百姓的债。我们所以争取要求彻底平反,要求不发工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公民的权利。
公开信的发起人之一山东大学附中教师李昌玉在谈到为什么要致人大和国务院的《公开信》时表示，第一是道歉不可能；第二彻底否定反右不可能；第三赔偿也不可能。起码在现在的情况，我认为是不可能的。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共产党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再怎么错，它是不认错的，更不会公开的认错、道歉，这不可能的。因为共产党它现在整个就是建立在一种虚构的，谎言的历史基础上。如果这样做了，它自己认为这个统治就摇摇欲坠了。不久前查封章怡和的《伶人往事》八部书确实就是反映了这个。现在反右、文革这些历史已经要被彻底封杀，不准说，不准写，书不准出，文章不准登，就是这样。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说呢？首先现在有一个有利条件：海外有互联网这样一个平台，有我们说话的一个机会，这些话现在不起作用，我想历史将来会留下我们的文字、声音，会把这些东西记载在历史上的，不至于因为我们的死去而被抹杀、消灭。只要有我们的文字、声音还保存着，历史就会说话的，这个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在已经出版了好多书嘛，毕竟还有一国两制的香港嘛，出版了许多书嘛，很多书都是非常可靠的，不是造谣的，那都是真实的历史记载。
陈破空认为，我想山东大学史先生他们提出索赔的问题是非常勇敢的举措。因为共产党横行50多年，人们只能够低眉顺眼鸦雀无声，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像名作家当时头号大右派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公开的抗争禁他的书，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举动。另外像史先生他们提出赔偿也是非常了不起。因为中国这一块专制的黑幕就是要靠这些勇敢的知识份子勇敢的良心呐喊把它一点点撕开，所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在一个文明国家里，如果你的政府做错了事情；哪怕是前任政府做错了事情，你基本的一个态度就是要认罪、要道歉、要忏悔、要赔偿。中共虽然在七九年搞了个“改正”的右派，但留了个尾巴，它说“反右没错，只是扩大化了”，但是没有认罪、没有道歉、没有赔偿。所以做了这个事情，后来又留下个尾巴，结果后来又发生“六四”大屠杀，发生镇压“法轮功”这些事情。
胡平对此说道，我们知道从文革后，很多文化革命中被打倒的或者靠边站的老干部复出，给那些老干部都赔了钱的，都补了的。那么甚至对他们来说，再加上给他们的子女后来叫进去当了官干什么事情，对他们来说已经补偿过度的问题。但当时对党外的人就没有这一套了。你想五十七年反右的人，他们受的磨难时间更长，要比文化革命长，文革算来顶多10年，而反右他们已经受了20年的磨难。对他们的赔偿的问题应该说更重要。我想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所有人来关心的。你想一个人的青春丧失了，这是不可挽回的，有人在反右这么多年受苦死去，生命也是不可挽回的。其实我们要求在经济上给一定的赔偿，这已经是种不得已而求其次的作法。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国家在进行转型后那么都会把这个问题提上日程。今天我想，也许今天在中国，由于共产党一党专政，它们还不能去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们今天就有必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那么不光是对受害的右派份子他们自己，也包括对他们的家属，对他们的子女，这件事情我觉得值得我们每个人来关注。
大纪元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在第二章系统的思想改造中指出，许多同中共在夺取政权年代出生入死，倾囊相助的民主人士天真地以为自己是开基立业的功臣，因此“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中共也会让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宏大的抱负得到施展的机会。在鼓励鸣放的“真情”邀请中，这些“士为知己者死”的高人义士，一个比一个正气凛然，一个比一个跌得更惨。当人们目睹了中共的所作所为，“党天下”的真实含义遂昭然于天下：“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章伯均、章乃器、罗隆基、储安平……等著名文人，无论是爱国归来的留学博士，还是携财从共的资本家，从部长、教授、文学家、总编辑、记者的位置纷纷被扔进共产党的右派牛棚，至死也没能从冰冷的现实中弄清楚这“民主”和“独裁”如何能被中共结合成“人民专政”。久诵不衰的精忠报国、舍生取义、人格尊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传统品格，都随着这末代鸿儒博学之士孤独的死去永远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人们恐惧的看到，积极悬挂人间天堂诱饵的中共党，首先建立的是人间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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