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国民革命军在战斗中。
黄琪翔出奇谋夜袭 张发奎师勇攻汀泗桥
1926年8月中旬，北洋直系军阀吴佩孚、奉系军阀张作霖直奉联军击败冯玉祥西北军，攻克南口，冯玉祥败退回西北。吴佩孚当即抽调精锐主力沿京汉路南下湖北，在汀泗桥、贺胜桥跟北伐革命军展开激战。
李宗仁指挥中路军右纵队第四军和第七军，唐生智指挥左纵队第八军，自湖南追击逃往湖北之敌。第七军夏威、胡宗铎两路大军于8月23日在北港会师。翌日，李宗仁原本打算按照总司令部制定的作战计划，率第七军直趋汀泗桥、咸宁一带以切断武长路，忽然发现第四军先头部队追击敌军已到大沙坪，进入了原定第七军的作战区域。当时，北伐军各军军部的无线电通讯设备陈旧，随修随坏，各军联络时常中断，总指挥李宗仁联络不到第四军，故决定跟第四军互换作战区域，以第四军从正面攻打汀泗桥敌军。
汀泗桥是武长路上两大著名铁桥之一，附近为湖沼地区，位于长江南岸，水深港阔。吴佩孚手下湖北军务督理兼第25师师长陈嘉谟指挥万余精兵死守在铁桥两端和附近高地，桥北堤坝上布满装有倒钩的铁丝网。
（左起）1938年，原北伐第四军高级军官黄琪翔、陈铭枢、郭沫若、张发奎、叶挺在武汉合影。
北伐军以第四军张发奎第12师为主力，正面进攻汀泗桥，第七军和第八军从左翼压制阻击敌军。师长张发奎将缪培南第35团部署在汀泗桥桥头，黄琪翔第36团部署在桥右边，而陈铭枢第10师部署在黄琪翔团的右侧，叶挺独立团作为预备队。
8月25日起，第四军向汀泗桥发起了10余次强攻，北洋军凭借天险居高临下，张发奎师伤亡惨重，久攻不下。8月26日，江水突然暴涨，进攻更难奏效，北伐军只有望桥兴叹。一旦吴佩孚增派援军赶到，战局将不堪设想。
1945年2月5日，（右起）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黄琪翔、司令长官卫立煌、中国驻印军总指挥索尔登、新38师师长孙立人在缅甸检阅胜利会师的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
当天，第四军在军部召开紧急会议，共商破敌对策。黄琪翔在激战期间就已经派人侦查地形，向当地农民了解到，徒步跋涉过江是可能的。因此黄琪翔在会上提出，以所部的36团为前锋，涉水奇袭汀泗桥北岸，抄敌人的后路；大部队则从桥南猛攻敌军，腹背夹击，可一举歼敌，攻克天险。全体与会将领鼓掌，表示赞同这一提议，张发奎师长和随军苏俄军事顾问也称赞这个胆识俱全的奇谋妙计。
会后，张发奎命令黄琪翔率第36团出发，以急速行军到达上游偷渡地点，强行涉水渡过汀泗桥北岸。深夜，黄琪翔亲率全团官兵，把步枪武器顶在头上，在当地向导带领下，连夜徒步跋涉水深齐胸的湍急河流，一个排长和几个士兵被激流冲走。随后欧震率第三营与李少霞率第一营先后涉水过江。黄团长一马当先，亲率全团偷袭敌军阵地，沿途遭遇敌人不开枪，全用刺刀白刃解决，连续夺取了四个高地。
8月27日拂晓，张发奎师长亲自指挥督战，以缪培南第35团在桥头佯攻，掩护黄琪翔团进攻桥北敌军要塞高地。黄琪翔指挥36团与敌展开激战，最后以白刃杀入敌军阵地，歼敌甚众，并占领中央最高阵地数处，而36团也遭受很大伤亡。随后，缪培南和叶挺独立团见敌军火力已经被黄琪翔团压住，迅速冲过铁桥，占领东北一带全部高地。上午11时，第四军首先占领咸宁城，李宗仁率第七军也随后赶到，与第四军在咸宁胜利会师。
粤桂国军血战贺胜桥 大败吴佩孚
汀泗桥战败后，吴佩孚亲率刚刚战胜冯玉祥西北军的数万直系精锐，赶到贺胜桥围堵北伐军。吴氏大军包括第13混成旅、陈嘉谟第25师、刘玉春第8师，过去一直都是所向披靡，号称“无敌”，再加上收容的汀泗桥战败残部，总计10万兵力。吴佩孚自诩戚继光，利用有利地形作紧急布防，他自信自己的部署万无一失，向部下夸耀说：“昔以汀泗桥一战而定鄂，今以贺胜桥一战而定天下。”
8月29日，蒋介石乘火车由蒲圻抵达咸宁，次日召开军事会议，商讨攻打贺胜桥的作战方案，参加者有白崇禧、加伦将军、李宗仁、唐生智、陈可钰、张发奎、陈铭枢、夏威、胡宗铎等人。会议决定乘吴佩孚军阵地未固，增援部队尚未完全到齐之前，迅速攻占贺胜桥。并决定由李宗仁任总指挥，指挥第四军和第七军进攻贺胜桥，直捣武汉；唐生智第八军推进到咸宁为总预备队，并调集第八军的何健师自嘉鱼渡江，绕道攻击汉口、汉阳，击敌后背。
8月29日会后，李宗仁命令第四军张发奎、陈铭枢两师进攻贺胜桥正面，第七军由夏威、胡宗铎两路部队由咸宁开进，进攻敌军王本立以及贺胜桥东面之敌。陈铭枢指挥第12师在杨林塘附近与吴佩孚军激战后，形成对峙，相持不下。第七军攻占王本立后，迅即向贺胜桥东侧的南桥猛力攻击。激战中，第四军黄琪翔团在铁路东边小高地丛林中，被敌军铁甲车和排炮轰击，无法立足而后退到文学堂，接连请求增援。敌军趁机向第四、第七军结合部袭击，情势危急。李宗仁急命最近的第七军第4团立即向东增援，才将阵地稳住，黄琪翔团乘机反攻，敌军败退，逃往贺胜桥。
30日凌晨，第四、第七两军又同时发动进攻，李宗仁亲自到前线督战，战况空前惨烈，吴军火力凶猛，北伐军士气高昂，奋勇冲杀，打得火光冲天，尸横遍野。第12师缪培南团长亲率第35团向敌军猛攻，如下山猛虎，张发奎师长也亲赴前沿阵地指挥督战。
北伐军因为每人最多只有150发子弹，激战到后来，弹药匮乏，将领们纷纷向总司令部告急求援。总司令部当时也无法立即筹划解决弹药问题，小诸葛白崇禧便以“望梅止渴”之计激励将士奋勇杀敌：“缺乏子弹只有用刺刀赶快冲锋！北伐军之补给靠前方，不能靠后方。打败敌人，敌人之装备，便是我们之补给。何况打下武汉，汉阳之兵工厂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各军将领受到鼓舞，沐身火海之中，冒着枪林弹雨，率部奋勇冲锋，连破吴佩孚防线。
吴佩孚见情势危急，急命陈嘉谟、刘玉春各自率队压阵，自己则乘铁甲车亲自督战。吴军在桥上排列机关枪、大刀队，凡畏缩退却者，立刻被射杀。吴佩孚亲自手刃后退的旅团营数人，将其头颅连带职衔悬挂于桥头高处示众，仍然无法阻挡北伐军的进攻。
最后，陈铭枢率第10师切断了吴军的退路，第28团和黄琪翔率第36团生力军适时增援叶挺独立团，经过激烈的肉搏战，第四军突破敌军最后两道防线，攻克了贺胜桥，缪培南第35团解除了敌军武装。
此役，北伐军俘敌3500余人，第四军伤亡497人。吴佩孚惨败后，率残兵败将狼狈逃往武汉。8月31日，李宗仁率领第四军和第七军先头部队到达武昌城下。
连克汀泗桥贺胜桥 第四军荣获“铁军”美誉
粤系第四军在汀泗桥、贺胜桥、武昌之战英勇奋战，夺取胜利的事迹，使当地粤侨绅士商人深受感动鼓舞，他们以“武汉粤侨联谊社”的名义，特意在汉阳兵工厂铸造了一个高一米宽半米的铁盾，于1927年1月15日，敲锣打鼓赠送给第四军。铁盾正面嵌着“铁军”两个隶书大字，背面刻有颂诗一首：
烈士之血 主义之花 四军伟绩 威震遐迩
能守纪律 能毋怠夸 能爱百姓 能救国家
冲锋陷阵 如铁之坚 革命抱负 如铁在肩
功用若铁 人民倚焉 愿寿如铁 垂忆万年
从此，第四军“铁军”的美誉传遍天下。而张发奎率领第12师，作为攻克汀泗桥、贺胜桥、武昌的主力，也成为北伐名将，并于1927年1月被晋升为继李济深之后的第四军军长。抗战期间，张发奎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参与指挥淞沪、武汉、桂柳等会战，并光复广西和广东。抗战胜利后，张发奎上将任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广州行营主任（华南最高军政长官），作为受降主官偕行营参谋长甘丽初，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主持华南日军受降仪式。1949年出任陆军总司令，后定居香港。
汀泗桥之战的头号英雄团长黄琪翔，也在张发奎晋升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之后，于1927年晋升为第四军军长。黄琪翔也是北伐抗日名将，抗战期间任军委会军训部次长（部长白崇禧）、政治部副部长（部长陈诚）、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长官陈诚），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1949年9月，黄琪翔举家从香港前往北京，虽当选为中共政协常委，但一失足酿成千古恨。
1957年，毛泽东“引蛇出洞”，鼓动党外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时，黄琪翔公开批评中共效仿学习的对象苏联缺乏民主，乃一独裁政权，被打成右派。在反右和文革期间，黄氏夫妇遭受残酷迫害、殴打和抄家。
中共歪曲历史 吹嘘叶挺抬高自己
北伐革命军在汀泗桥、贺胜桥、武昌之战夺取胜利，是参战各军共同浴血搏杀的结果。就正面进攻主力第四军两个师而言，首先应归功于第12师师长张发奎指挥督导全师官兵有方。而张发奎本人在点评1926年各团在两湖战场的表现时认为，叶挺只在围攻武昌之役中略有些功，在其他战役并未起到主要作用；第12师的大多数硬仗都是第36团团长黄琪翔打的，汀泗桥之战的首功应是黄琪翔，该团此战营连长以下伤亡至少三分之一；而贺胜桥之役的首功当推第35团团长缪培南。叶挺团的中共党员周士第在其回忆录中偷梁换柱，硬将第12师的胜利全部归功于叶挺。尽管如此，中共仍然兔死狗烹，在利用完叶挺之后采取飞机事故的方法让他永远消失了。
真实的北伐战争历史和详情经过清楚地表明，叶挺并非如共产党长期宣传的那样，他根本不是汀泗桥、贺胜桥战役大败吴佩孚的头号功臣。武昌城也并非因为叶挺指挥士兵挖地道埋炸药而攻克，而是主要被李济深第四军张发奎、陈铭枢两师、李宗仁第七军、唐生智第八军和后来赶到的黄埔第一军刘峙第2师共同浴血奋战，长期围困而收复的。第四军的“铁军”称号，是全军参战的两师六团全体官兵共同努力获得的荣誉，而非团长叶挺一人之贡献。1927年，北伐“铁军”因叶挺等中共分子而分裂，遭到重创，根本没有参加奠定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基业、对北伐最具决定性意义、最艰险的龙潭战役。在北伐前线的第四军大部，反而在张发奎的率领下，公开在武汉拥汪（汪精卫）反蒋（蒋介石）。
中共仅凭这样一个叶挺，便盗取北伐国军“铁四军”全军将士的功绩，掩盖抹杀其他参战国军对北伐的贡献，宣称共产党对北伐战争做出巨大突出贡献，这不但是以偏概全，歪曲历史，浑水摸鱼，也是移花接木，贪天功为己有，谎言愚民。这才是中共大量宣传周恩来、叶挺和北伐战争的真实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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