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视人命如草芥，在镇反中滥杀无辜。（网络图片）
1950年初期，中共曾开展了“镇反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毛泽东曾要全国各地大规模“大杀几批”，于是中国大陆各地下放权限，杀人如麻。
总数超过七十余万 实际杀人远超千分之一比例
据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撰文《新中国镇反运动始末》一书中称，镇反期间中共曾经定下杀掉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标。但实际上，最后的杀人人数超过了这个比例。
根据中共官方统计，镇反期间估计反革命分子有两百多万人，镇反运动一共杀、关(劳改)、管(群众管制)各类反革命分子300万人左右。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在一份报告中说，一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杀了71万2,000人，是中国大陆人口的千分之1.31；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教育释放了38万人。按照此说法，“镇反”杀人突破了原定的人口千分之一的指标，超额完成了任务。
书中写道，但实际处决的人很可能还远不止这个数字：“如果注意到1951年4月下旬毛泽东及时刹车并委婉批评一些地方太过强调多杀，以至有些地方明显地出现了瞒报的情况，故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这个数字。”
有人估计，镇反运动中实际处决的人数在100万到200万人之间，甚至更多。
视人命如草芥 毛要各地大规模地“大杀几批”
1951年1月，毛曾表示各地要“大杀几批”，并且特别对大城市的杀人行动发出指令：“各大城市除东北外，一般地来说，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
毛还给一些地方下达具体的杀人指标。1951年1月21日，毛在给上海市委的电报中说：“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南京方面，请华东局指导该市市委好好布置侦捕审讯，争取在春季处决一、二百个最重要的反动分子。”
第二天，1月22日，毛对中共华南分局广东省的负责人说：“你们已杀了3,700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
这一年的2月，在毛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当时的中国人口是5亿5,000万，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万5,000人。
不满意上海南京杀人太少 毛亲自督阵
毛对上海市和南京市的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南京方面，据2月3日柯庆施给饶漱石的电报，已杀72人，拟再杀150人，这个数目似太少。“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2月17日，在中共公安部长罗瑞卿的亲自指挥下，北京市一个晚上逮捕了675人，第二天公开处决了58人。3月7日晚上又逮捕了1,050人，在3月25日处决了199人。
3月，天津市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份计划，准备在已经处决150人的基础上，再处决1,500人。毛大喜，马上指示各地效法。本来并不希望多杀人的上海市委只好加大力度，向中共中央表示要在已经逮捕1,068人和处决100多人基础之上，再逮捕1万人，处决其中的3,000人。先“杀两千后再视情况决定”。
此后，上海加大“镇反”力度，仅1951年4月27日一天就逮捕了8,359人。每隔几天就处决一批人。例如4月30日处决了285人；6月15日处决了284人。到11月初，上海一共处决了大约两千人。
滥杀无辜 下放“批准杀人”权限
为了落实杀人指标，毛泽东还下放批准杀人的权限。1951年2月5日，中共西北局报告说，“执行镇反计划，一定求稳，批准杀人一律在省上。”毛泽东却批示说：“其判死刑者则经专署批准执行”即可。实际上，杀人的审批权后来更进一步下放。
……广西柳州专区要求杀人口的千分之五，贵州省委要求杀千分之三。仅中共广西省委和公安厅当时统计，在处决的人当中，可杀可不杀的人占了百分之三十左右。
高压恐吓 杀人导致民众“恐惧”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共(杀人)强化了它的政权，使得那些人不要说从事任何反抗，连那个心都不敢有了。”
胡平表示，以后的中国人逐步习惯了共产党残酷的统治方式：“最大的负面(影响)就是使人慢慢地习惯这种残酷。......就像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共产党是个压迫性政权……这种大规模不间断的镇压可以使人们对这种理性的、正常的人际关系、正常的秩序完全失去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