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烈的文革批斗会。（網路圖片）
“文革”之所以破坏力那么严重、那么惨烈，有一个重要致因一直被研究者忽略，那就是所谓“干部”与人民的矛盾、群众对领导人的仇恨。
毛泽东从“解放”那天起就不停地搞“运动”，每一次运动的领导者都是各个阶层的大、小“干部”，而每一次运动都是害人、整人的。屁大的事都有可能被整，没有事也能整出事来，被整的对象无论给按上什么罪名，基本上都变是普通群众。有的人被活活整死了、逼死了，有的人实在是清白无辜，过一段时间只好给“甄别”、“平反”，然而，仇恨却因此形成。
还有，“大跃进”期间群众被无情奴役，被驱使从事超体力劳动。当时，城市或农村的基层“干部”大多是没有文化的鲁夫蠢汉（被群众蔑称为“假积极干部”），却掌握“特权”，颐指气使、不可一世。他们对劳动不积极的群众不给饭吃，甚至殴打体力不支的病弱者，他们自己却不劳动，沾亲带故的人也可以不劳动，这当然也要积累仇恨。
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实际是四年，从1959年到1962年）期间，老百姓家里饿死老人与小孩的现象普遍存在，当“干部”的却能利用职权多捞多占，往往关门吃饭，酒肉之臭逸出户外，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同样也在积累仇恨。
“文化大革命”给了普通群众宣泄仇恨、报复“干部”的机会。从1966年“打黑帮”到1967年“斗走资派”，一年多的时间都是群众在清算“干部”，有罪的给他多列几条，没罪就给他编一些罪名出来。制造种种借口夺他们的权，把他们拉出来批斗、游街示众、同样不给饭吃，罚他们挂着大牌子、戴着高帽子扫马路、清理厕所，干最脏的活。
在某个单位或某一行政地区当“干部”较久的人，当然与群众积累的仇恨更深更重，当然是“罪大恶极”，多数被整得死去活来，还要祸及配偶、父母、子女，一起挂大牌子、戴高帽子、挨斗、挨打、游街示众，有被逼疯、弄死者。
淮南市的副市长潘效安，在批斗会上，被人用石灰弄瞎了双眼。谢三矿的党委书记康忠信，被造反派关进铁笼子，批斗数百场，每场上台脖颈上挂上铁制大牌子，用铁丝捆绑胳膊。淮南煤矿机械厂的党委书记杨哲，被造反派无数次毒打、施以酷刑，妻子曹建华是谢家集区委书记，也被打成“走资派”。他们的孩子生病，医院拒治，最后死在家里，连一个愿意帮他们埋尸的人都没有（淮南风俗，父母不“送”子女）。
如果说1949年到1966年，“干部”对待人民算是一个不良施政阶段，那么1966年到1967年群众报复“干部”就算是一个罪有应得的回报。这样的结局当然是非常可怕的，造就这种局面的责任当然在于毛泽东，因为他口含天宪，所有的虐政、恶政都是他一手炮制的。
不幸幸甚，那时中国的老百姓比较而言还算是本分、善良的，事态发展到最后总算没有失控。毛泽东看着倒刘的目的既达，差不多了，就转移目标叫大家去搞“清理阶级队伍”，于是乎人们又疯狂整治“地、富、反、坏、右”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