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画像。（网络图片）
清晨的时候，开封城里一位20岁的少年睁开双眼，满心焦虑地发现自己成了大宋王朝的第六任皇帝。
这当然不是什么烂俗的穿越故事，而是一个事实。这位原名赵仲鍼，后来改名赵顼的少年，正是宋英宗赵曙的长子。他在先皇驾崩之后，合理合法并且符合现实常识地登上了皇位，继承了这大宋帝国的万里山河。
这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和后世某些人想象的不一样，对于成为“繁华”且“最温情”“最富有人文气息”的大宋皇帝，赵顼似乎完全没有感受到任何骄傲或自豪，反而充满了浓厚的挫折感。
事实上，年轻的新皇对于帝国现状充满了不满和焦虑心情，就连当时一些政治嗅觉敏感的官场人士对此也有所察觉。否则他们也不会在史书上特地记载，熙宁元年，登基刚满一年的赵顼就跳过正常的组织程序，和王安石进行了一次专门谈话，也就是史书上所谓的“越次入对”。
熟悉官场文化的人都明白，皇帝一旦采用这种违反“组织程序和惯例”方式特地接见一名臣子，其实就是向大家宣布此人已被钦定，即将在政坛中大放异彩。
这种事情在王朝中并不罕见，但放在当时的背景之下就很值得玩味了：就在王安石调到朝廷前后，赵顼也曾多次和当时德高望重的韩琦、富弼等人交流过意见，但这些元老重臣认为国家形势一片大好，所以不需要任何改变。
尤其是自诩为贤相的富弼，更是直接以训斥晚辈的口气直接告诫皇帝：你刚即位，二十年内就别整什么军事崛起的幺蛾子，老老实实搞点福利工程，争取一下人心就好了（“陛下即位之始，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
这显然不是皇帝想要的答案。所以，在宋英宗去世的当年（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王安石就从知江宁府这个地方重镇一把手的职务上，直接上调到翰林学士，从地方官一跃成为皇帝的近侍官员，因而也有机会“越次入对”，直接和皇帝交换意见了。
这些举措在官场上都是极其明显的信号，意味着皇帝已经对旧有的办事班子极度不满，开始考察和物色其他人选了。要知道，此时距离赵顼即位仅仅才过了不到300天，在拖沓因循成风的北宋政坛上，这简直已经是让官僚们瞠目结舌的神速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赵顼如此迫不及待地，甚至不惜“惊世骇俗”也要雷厉风行地改组政府，其实正反映出他心中巨大的不安和挫折感。这种源自对帝国现有种种弊端的焦虑，也反映在他和王安石的对谈之中。
在一次召见中，他相当坦诚，甚至可以说是直白地向王安石咨询：我们赵家守着大宋天下快一百年了，看上去没有什么大变乱，也算是勉强达到了太平的标准，有啥门道不？（“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
熟悉政治话语的人都明白，皇帝想说的并不是字面的意思，实际上他想表达的恰恰相反：现在朝廷有大问题了，而且还是我父亲、祖父当政的历朝历代累积下来的大问题，现在都一股脑地堆在我这个年轻人身上，身为皇帝的我又不能让大家去另请高明，只能自己应付，你说我焦虑不焦虑，苦恼不苦恼？爱卿有啥办法没有？
王安石显然听懂了皇帝的潜台词，但想要在一次正式召见场合中讨论清楚这么宏大的问题，即便是大才如他者也办不到。
因此，朝堂之上的王安石也只能用一些话术宽慰年轻的赵顼，说一些诸如陛下如果效法古代尧、舜，以后就连公认的明君唐太宗也不在话下的大道理而已（“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尔。”）
真正想要把问题说通说透，还是得靠他退下后写的一份极具水平的报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发动陈桥兵变算起，到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大宋王朝已俨然经历了百年的风雨。在这108个春秋中，虽然皇室内部为了帝位有所争斗，但这些矛盾还是大都成功地控制在了宫闱内部，没有造成严重的动荡。
大体上，大宋还是在国内成功地实现了稳定统治，建立了稳定的政权交接制度。对经历过晚唐到五代长达百年战乱的人民来说，宋朝的这种稳定持续的统治，已经是难能可贵的盛世了。
正是在这段百余年不折腾的平稳时光中，中原地区的开始自我恢复，使得宋朝的经济、文化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用赵顼的话来说，算是粗致太平了。
此时的汴梁光从人口上看，就已经是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都市。根据宋人自己的记载，这里光是士兵就不下“百千万”，另有战马“数十万匹”。此时东京人口比汉唐时代的长安、洛阳多了十倍以上（曾巩《隆平集》）。而后世学者分析推断，北宋时期的东京人口至少在80万～150万之间。
拥有大量的城市人口，自然意味着大量的社会活动，也就意味着这座城市的活力和丰富的文化。看过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人，都会震惊于1000多年前的开封城行业之多、商业和文化活动之发达。
等到北宋灭亡之后，汴梁更是成为家破人亡的士大夫们永远的精神家园，孟元老心中念念不忘的东京城，一到晚上就灯火辉煌（《东京梦华录》）。
而袁褧则从未忘记过东京的舌尖味道，每当回忆起故国故都，王楼梅花包子、曹婆婆肉饼、薛家羊饭，梅花鹅鸭、曹家从食、徐家瓠羹、郑家油饼、王家乳酪、段家熝物、石逢巴子肉等这些汴梁知名菜色，总是让他不能忘怀、如数家珍（《枫窗小牍》）。
从这些文人的记载来看，千载之前的东京城是如此繁华昌盛，简直可谓就是天上人间，说汴梁看门卒兵活得都远胜当时的欧洲的王侯，恐怕也不为太过。如果当时大宋的土地上处处都如东京这样，那么宋朝将毫无争议地成为中国古代最繁华的盛世时代。
然而问题也就在于此，在整个大宋的土地上，是不可能再出现另外一个能和东京相提并论的城市了。
开国之初，宋军每平定一个地方割据势力，就立即将其府库收藏整体搬运到汴梁，为此激起民变也在所不惜（平后蜀）。在和平时期，朝廷每天都从诸道拿取大量物质和财物，通过漕运运送到东京。
而驻扎在京城的海量军队，更是皇帝“内外相维”的不传心法之一：将全国的兵力以1：1的比例配置在京畿和各地，保证“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而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以此换来赵宋天下的长治久安。
可想而知，这样一个集全国之力打造出来的东京城，当然会是一个让人艳羡不已的超级繁华大都市。但这种盛况是一种以宋王朝地方经济活力不足，民生凋敝为代价的畸形繁华。而这种首都畸形繁华、地方经济落后的二元社会，也正是所谓大宋盛世的一个最好写照。
如果只看东京，只玩弄一些数据游戏，宋朝简直就是“被人误解”的大好朝代，但是如果真正透过现象看本质，那么人们就会发现一个真实的宋朝，一个弊病丛生，生产力发展越来越缓慢甚至陷入停顿的困顿社会；一个王安石尖锐指出的，凭借着没有什么大的外患和内部水旱之变才得以天下无事的贫弱宋朝。
对于自己的江山已经败坏到何种地步，宋朝的皇帝显然有着清晰的认知。早在赵顼的父亲宋英宗赵曙当政的时代，他就已经发现“积弊甚众”，向当时的执政大臣富弼提出“何以裁救”，得到的回答是一句漫无边际的“恐须以渐厘革。”
可惜的是，宋英宗虽有心，但却天不假年，仅仅在位4年就与世长辞，只能将改革的重任交到自己儿子宋神宗赵顼手中。
或许是通过父亲的言传身教，赵顼明白自己接手国家的糟糕现状，也有着强烈的改革愿望。不过和父亲相比，他变法的动机更加一目了然：作为一个血性的年轻人，他对宋朝在军事外交上的衰弱不振局面始终耿耿于怀。
据说有次在宫廷中，赵顼破天荒地穿着全套盔甲出现在祖母仁宗曹皇后面前，并且问道：“娘娘，我穿这身盔甲好不？”让这位出身将门，几十年没有见过皇帝戎装模样的太皇太后看得感慨不已。而赵顼渴望富国以强兵，进而扭转宋朝对辽、夏军事颓态的心情，也更是跃然纸上。
如果光就数量而言，北宋军队不可谓不庞大，从宋初太祖建国时期的22万（厢、禁军总数），到宋英宗治平年间已经达到116.2万。但这种数量上的优势，却从来都没有转化成为战场上的胜势。
国初赵匡胤和赵光义还能凭借22万军队就能东征西讨，削平国内割据势力，一度还逼到了辽朝幽州城下。但到了后世，坐拥百万大军的宋朝却在各种对外战争中惨败。
就在赵顼出生8年前，由所谓的名臣韩琦主持，宋军远征西夏，结果大军在好水川全军覆没，名将锐卒死亡无数，消息传来朝堂震动。
空有庞大的军队，却完全没有战斗力可言。热血的年轻皇帝赵顼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困境。但是想要抓军队强兵提高战斗力，却又谈何容易。
北宋军队战力薄弱首先源自高层指挥系统的钳制束缚。开国肇始，赵匡胤就撤销了禁军殿前都、副点检这种富有实权，更有利于指挥作战的职务，改成由马、步、殿前三个都指挥使（即所谓“三帅”）相互制衡，共同统帅禁军。
“三帅”虽有“握兵之重”，却无调遣发兵之权力，只有枢密院有调兵发兵之权。统兵权和调兵权的分离，再加上皇帝还时常派遣监军监视，甚至到了让统军将领对“走马承公事”的小使臣都不敢得罪。
这种对军事机构和军队的控制，使得朝廷对军队的控制能力大大增加，以至于出现了仅凭十二道金牌就让手握十万大军的岳飞不得不班师回朝，前功尽弃的案例。
但另一方面，这种严密甚至可以说不顾战争客观规律的控制，实质上完全剥夺了前线将领临战指挥权。在这种缩手缩脚的情况下还想让军队在面对西夏、契丹的精锐骑兵时取胜，无异于痴人说梦。
指挥机构相互牵制，这已经是让军队战力大打折扣，而北宋实行的另一项国策更使其雪上加霜，这就是每逢荒年都要将破产流离的农民招募进军队，让其有一口饭吃免得造反。出于维稳目的被招募来的饥民到底能在战场上发挥多大作用，不问亦可知。
而且还有要命的一点就是，按照宋代“内外相维”的家法，如果是因为荒年或者防御边境增加了地方上的军队，那么驻扎在京师附近军队也要增加相应的数额，才能“繇中制外”。
这么一来，每逢荒年，朝廷都必须准备出2倍于饥民的名额进行募军。难怪不到百年功夫，宋朝军队就恶性膨胀到建国初的近6倍。
曾有人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从北宋开始，以商税为代表的各种源自经济活动的税收在政府收入中比重不断增加，到了王安石变法前后农业税甚至仅占到了政府岁入的30%。
由此得出结论，这无疑代表着宋朝商品经济的大发展，传统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已然下降，这预示着宋朝已经在向一个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过渡。
的确，如果光看百分比数据的话，似乎是有这么一回事。然而商业税赋的比重增加，当然会有经济发达、税收增加的可能，但更符合宋代现实的是另一种原因：在商税不断提高征收额度的同时，传统的农业正赋收入反而减少了，因此才造成了比重上升的假象。
事实上，宋中叶出现的商税比重上升的现象并不是什么好兆头，恰恰是表明宋代在建国百年之后，国家面临着掌控的农业生产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巨大危机。
从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年）起，北宋的户口一直呈现出急剧增长的势头，到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60年间从309余万户翻了三倍，增加到1030余万户，到赵顼登基前不久的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则已经达到了1291余万户，超过了过去历朝历代的最高纪录。
按照王朝的一般规律，户口的增长应该和垦田数量成正比，而宋代开垦土地也远远没有达到饱和状态，直到宋中叶，在京西的唐、汝、邓、蔡等地还能见到不少荒地。
到了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垦田数达到了历史高峰的5亿2475万余亩，20年后的仁宗皇佑年间反而急剧下降到只有2亿2800万亩左右，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到天禧五年的数字，到赵顼上台之前，全国也只有4亿4000万亩左右。
对于这种反常现象的合理解释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当时兼并之风盛行，而有能力大量兼并土地的阶层，也能够利用他们政治经济上的优势想办法免除税赋或者干脆瞒报，使得登记在国家版籍上的垦田数急剧减少，进而造成宋代征收田亩正赋收入锐减。
当宋朝开国之初，宋太宗赵光义曾经得意地宣称：“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财。”因此，“本朝不抑兼并”。
但这种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很快就被现实击得粉碎。在宋代不抑兼并的政策指引之下，品官形势户这些拥有政治特权的人和地方上的豪强、豪商大贾利用手中的钱权，在各地掀起了兼并高潮。
在掌握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和资源之后，还想要这些豪强兼并之徒吐出回报社会，那完全就是与虎谋皮了。事实上，这些地主豪强大量占有田亩，形成经济和社会的强势地位之后，反而更有能力利用自己掌握的特权逃避国家赋税。
宋仁宗景佑、皇佑、嘉祐年间曾三次组织大规模的清查瞒报田产运动，景佑年间光在蔡州一个县就查出了26930亩逃税的田亩，而嘉祐年间的清查运动是由大名鼎鼎的包拯亲自挂帅，准备下到各路清查，结果还没有下到地方，就因为官僚各种抵制无疾而终了。
占有大量土地的富豪很少纳税，而税收的重担几乎全部压在了少有土地或者没有土地的人身上。这种严重的不公正现象，从长远来看，是对宋朝的统治不利的。
这也难怪王安石会痛心地向赵顼指出：“农民坏于繇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从这点来看，北宋没有在中叶崩溃，还真是“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