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断桥现场（视频截图）
【看中国2017年4月22日讯】日前，香港建制派民建联区议员组旅行团到中共红色旅游景点江西井岗山时，遭遇木桥断裂，20人坠河，至少10人受伤。
据中央社4月17日报导，4月15日下午4时许，井冈山杜鹃山景区验票入口的一木桥的木板断开，桥上不少游客坠河受伤，伤者中包括约10名港人。
负责安排行程的旅游社股东陈先生告诉《苹果日报》记者，当时有6车团友已进入杜鹃山景区，余下两车约80多人在入闸区外木板桥上轮候入场。桥上有大批游客，残旧木桥疑不堪负荷，中央部分塌陷，约20名香港团友及一批游人跌落3米之下河面。
井冈山是中共红军的第一个根据地。中共于1927年8月1日在江西南昌发动兵变失败后，10月逃窜到井冈山组建红军，现在井冈山成了中共“红色旅游”景点之一。
有网民表示：香港人到井冈山来干什么？当初因为共匪来了，你们才撇家舍业逃离的，现在又来“朝共”？
谁都知道柏林墙是东西方的冷战前沿阵地，许多不愿受共产专制奴役的逃亡者在翻越柏林墙时身亡。可是，有多少人知道，中国柏林墙的死亡人数超过德国柏林墙的数千倍乃至一万倍以上？古今中外最惨烈的大逃亡发生在1947年至1997年半个世纪的中国内地和香港边界。
惨烈的大逃港
“大逃港”指的是中国公民大规模向香港逃亡的历史事件。从中共1949年夺取政权前夕，直到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每天都有逃港事件发生。其中发生了七波大规模逃往香港的高潮。香港偷渡潮在世界史中，是冷战的一部分，国际社会称深圳河为中国的柏林墙。每次逃亡高潮，都发生在中国政治和经济出现重大问题的时期。
第一波是国共内战时期，大批民众为逃避战祸涌入香港。从1947年开始，眼看“赤祸”蔓延中国，恐惧共产专制的人们纷纷逃亡到香港、台湾和外国。第二波是1950年中共建立政权初期，大陆不少地主、资本家和国民党人士等逃往香港。第三波逃亡高潮是1956年中共推行农村合作化运动和1957年反右运动后出现的。中共政权的得益者贫下中农、共产党员、农村干部等加入了逃亡者行列。第四波是1959年至1962年，毛撒旦制造大饥荒，四千多万人被饿死，哀鸿遍野，众多饥民逃往香港。第五波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撒旦发疯发狂大闹中华，民不聊生，大量民众涌入香港。第六波发生在1979年，毛撒旦死后极左政策还在推行，又发生了中越战争，许多民众特别是知识青年感到中国没有前途而逃亡香港。第七波发生在1989年六四大屠杀以后，许多学运和工运领袖以及异议知识份子逃亡香港。其中香港“黄雀行动”救援了三四百民运人士。
《大逃港》披露，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高峰期每天逃往香港躲避赤祸的人数不下十万。逃去台湾和香港的大陆难民总数达两百多万人。
1957年10月中共决定重新封锁边界，坚决打击外逃风，对偷渡者予以严惩，宣布可以判刑以至枪毙。但封锁阻止不了逃亡，却制造了无数的悲剧。很多逃亡者翻越深圳最高的梧桐山时不幸摔落在险峻的鹰嘴岩下。鹰嘴岩下的尸体，一个垒着一个，上面的死了，下面的还在抽气，惨不忍睹。
根据深圳解密文件披露，1962年4月份，当时叫宝安县的深圳，出现一股声势极为浩大的逃亡潮，如“大军南下”，总共有十多万来自中国12个省、62个县的难民涌入深圳，六万多人逃离中国大陆，五万多人被遣返，直到助纣为虐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过问，最后才通过强行遣返、凭证明购买到深圳的火车票等措施平息。
据说，1962年的大逃港同陶铸有关。1962年3月，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接到一份报告，说揭阳、潮阳、普宁、惠来、大埔、海丰、梅华、五华八县已出现严重饥荒，已有9468户农民断粮，731人出外逃荒，25家卖小孩，老百姓开始吃观音土。这类内部报告触动了陶铸的恻隐之心。5月4日下午，他突然下令撤掉中方在边界的岗哨。次日宝安县农民下田，惊奇地发现岗哨全无，国门大开。此消息立刻像野火燎原一样迅速传遍广东省内外。三天的开闸大赦引发了一场数十万饥民逃亡香港的空前洪潮。
1979年的大逃港则与习仲勋有关。据《逃亡香港》描述，1979年习仲勋到宝安巡视，看见简单的偷渡收容所里拥挤污秽不堪，尿屎臭气冲天，成千上万参与偷渡的知青男女像打桩一样站立，连坐下来的地方都没有。他鼻子一酸，转过头来，说了一句“放他们走吧”（习仲勋可能想起了他的知青儿子习近平）。当天成功偷渡到香港的知青有上万人。这是偷渡香港史上的第二次大赦。
逃亡方式多种多样
越过柏林墙的逃亡方式五花八门。除直接翻越外，人们采取了许多方式尝试越境。1963年4月，19岁的国家人民军的文职人员沃尔夫冈・恩格尔斯（Wolfgang Engels）曾驾驶所在基地的苏联装甲运兵车冲破围墙，随后被东德守卫开火严重击伤，最终被西德警察解救。托马斯・克吕格尔（Thomas Krüger）曾利用东德体育技术协会的轻型飞机穿越柏林墙降落在英国皇家空军基地。还有人通过挖地道、走下水道、乘坐大型热气球、潜水、开车高速冲过检查站等方式越境。
跨越中港边界逃往香港的方式更加多种多样。按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按路线，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有的在没有设防的“大赦”期间沿大道走过边界，有的翻越崇山峻岭悬崖峭壁，有的游泳和潜水闯过界河，有的带上简易器材游过大海，有的乘坐渔船跨越大海，有军警带着武器驾驶快艇冲过大海，有的藏在火车箱货物之中偷偷过境，有的翻越或剪开边界铁丝网过境。
死于柏林墙的逃亡者主要是被枪击。根据大量资料的分析统计，死于偷渡香港的人士，至少有20多种情形：1.被中共边防军开枪打死；2.被中共边防军的警犬咬死；3.摔下悬崖峭壁而粉身碎骨；4.被毒蛇咬死；5.被冻死；6.饥饿而死；7.生病而死；8.被淹死；9.被鲨鱼咬死吞食；10.被海潮冲到礁石上撞死；11.被船舶和漂移物撞死；12.攀越火车时被车轮压死；13.跳下火车时跌死；14.因火车急刹车从车顶、车底和车厢间摔下而死；15.因急刹车在火车箱中被货物撞死；16.穿越铁丝网时触电而亡；17.越境时与英国吮喀兵、华人兵纠缠中被打死；18.被香港黑社会斩杀；19.逃亡未遂被批斗关押劳教劳改而死；20.被港英政府遣送回乡遭处决或迫害而死；21.因饥饿至极逃到香港时猛吃而撑死；22.因逃亡失败极度悲愤而自杀……
香港大逃亡的原因
从逃亡者的个人角度来看，大部分人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而逃亡，也带有对毛共反动统治不满的政治原因。他们为了吃饭活命而逃亡。当时，宝安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约在7角钱左右，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平均为70港币，两者间悬殊近100倍。当地流传的民谣唱道：“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对面8分钱。”然而，当时宝安农民的收入在全中国算是很高的。内地很多农民一天的收入不到8分钱。
少部分人主要是出于政治原因而逃亡，如“地富反坏右”五类人、商人资本家、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其子女、六四屠杀后逃亡的学运和工运领袖以及异议人士等。这些人是中共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随时可能遭到批斗关押、劳教劳改，甚至被处决。他们主要是为了活命、为了自由而逃亡。
就整体而言，大逃港主要是政治原因造成的，也就是中共野蛮腐朽的专制制度造成的。中共掀起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禁锢人民思想、制造阶级斗争，破坏了生产力，人民普遍生活在饥饿和恐怖当中。人民为了更好地生活，在无力反抗暴政的情况下，只好选择逃亡。这就是用脚投票。
由于战争和大饥荒等，有史以来就存在逃亡。但在和平时期发生大逃港事件，令人震撼！香港大逃亡无论从时间上、规模上、逃亡人数、死难人数、残酷性以及被官方掩盖真相的程度等各方面来看，都是古今中外最惨烈的大逃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