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之锋接受媒体采访（图片来源：ANTHONY WALLACE/AFP/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7年7月8日讯】非营利深度报导网站《报导者》授权转载。原文链接。
5年前，黄之锋还是个15岁的中学生，带领学民思潮推动香港12万人的街头运动，那时，他说，“我们是把年轻人对社会的期盼，传达到社会权贵和成年人的耳中”。
言犹在耳，黄之锋20岁了，分析起世事，有着成人的老辣。
穿着平价Uniqlo西装，这半年来，他跳脱学生、社运的框架，成为民主派政党“香港众志”的秘书长，他走到美国会见前议长、总统参选人，赴日本、台湾的大学或政党里演讲，寻求外界对香港的关注，疾声呼吁“香港自决”（注1）。
“一国两制，50年不变”的承诺，对20岁的他与同世代的青年来说，不是身后或无法想像的未来，因为那一刻到来时，他们才要进入50岁上下的人生中年。
没有退路，是这一代香港青年普遍的心情。
运动改变太多像黄之锋这一辈1997年前后出生者的命运。他们青春、热血，雨伞运动后，他们进入社会，却饱受理想与生存之难。
“很多人因为运动的创伤或经济的压力离开，有些变成极端本土派，更有些人想做些什么却亳无政治空间！”出生小康、已有政治资产的黄之锋说，比起很多人，他有较好的条件，也因此，即便政治活动不被鼓励，他选择走入政治。
在台北和他采访时，他一心多用，回email、短信，边吃饭，边答题。回到香港的速度更紧张，一会儿接受国际媒体访问，一会儿帮民众申请失业救济补助，一会儿又为办公室昂贵的租金焦虑。他说：“要搬小一点的，因为太贵了，2万5港币（约8万多台币），很贵的，我们要从九龙观塘搬去新界荃湾。”
进退维谷，只有向前。
以下为黄之锋接受《报导者》专访内容，以第一人称表述：
我是1996年出生，15岁前后是我人生很大的划分，在那之前我没有想法，多数时间在上课或在玩游戏机，但15岁成立了学民思潮，一年多后，就推动了12万人上街反国教。
但香港第一次群众动员是1989年的时候，支持中国民主运动，但3年前的雨伞运动是第一场真正属于香港的抗争运动，好像香港的党外运动。而这个抗争，也让世界看到香港。
香港已被遗忘
很多人对香港不了解。例如美国东亚地区的政策，香港一定不是排名top 5，甚至不是top 10。在亚洲，它们最关心的应该是北韩问题啊、中亚问题、南海问题，然后是台湾主权问题，这都还没排到香港，甚至我跟不少西方国家的人讨论的时候，一些美国人甚至问我：香港是日本的一部分吗？
他们的概念是，所有Far East Asia，都是很远的东亚地区，是黄皮肤的，完结了。不少外国人对香港是没有概念，他们以为香港像新加坡一样，他们甚至不知道香港此刻是中国的一部份；或只知道Jacky Chen或是Bruce Lee，成龙或李小龙他们两个，然后就不了解了。
他们的认识停留在很久以前，觉得香港就是金融中心、大楼很高、海港夜景很漂亮。但在这以外，到底香港的政治体制是怎么样走？当中国成为一个很大的议题，香港人怎样去面对中国的压迫与威胁？这对台湾、东亚或欧美国家，是可以参考的地方。
我在雨伞运动后上了美国《时代杂志》封面，虽然不一定适应这个标志，但我就在想，如何把这影响力贡献香港的民主运动？其次是香港面对1997的“民主回归”，当这回归目前看来失败，50年不变的承诺到临前，2047我们怎么处理第二次前途问题？第二次前途问题一定是国际问题，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开拓香港民主运动的国际空间。
香港是一个国际的城市，传统民主派走中间路线，跟北京保持良好的关系，避免了国际交往。美国国会有许多关注特定议题的党团，例如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台湾和几个与香港互动较深的国家，应该有关注香港议题的立法院党团（注2）。
若香港没有民主，中国是不可能有民主。因为香港已经是整个中国最有机会民主的地方。
台湾过去面对中国的孤立主义或国际空间的打压时，花了很多时间和国际连结，不管它们觉得台湾是不是国家，但台湾就是在国际社会有独特的定位，这是很重要的方向。现在是回归20年，（距离一国两制50年不变）我们还有30年时间，30年以后香港的政治地位会怎么样，跟国际上我们有多少筹码是有关系的。
年轻人处境
这几年我在亚洲各国走了好多地方，但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我不会再去了，我也因黑名单进不去了。在东亚地区，我现在只能去日本、韩国跟台湾。
去年我跟新加坡一个NGO做了Skype，结果跟我做Skype的那台电脑现在还在警察局那边。
我现在在香港也感觉不很安全，但我们这一代没有本钱，没有条件去移民。上一代的人处理香港前途问题的方法就是离开香港，因为他们有钱啊！但我们这一辈怎么会有钱去离开香港呢？
在运动之后我看到很多年轻人的处境并不好，很多人在Starbucks和McDonald’s打工；我是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我做政治运动没有压力，至少我不用把我部分的薪水分给我的爸爸妈妈，但如果我是在基层家庭，我根本没有时间搞。
我们现在成立“香港众志”，去年在港岛选上一位议员罗冠聪，我现在是他办事处地区服务处的干事，我的薪水是一个月4,000港币，在香港来说很少，就是1万6千元台币，简单说我每个小时是50块港币。
这在其他国家应该是重要也专业的工作，但是香港不是这样的，年轻人想从政根本没有出路。在香港，我们没有党团，没有政党补助金给政党去发展党。香港的立委薪水是9万港币（约36万台币），加上21万港币的经费（约84万台币），去支持香港众志办事处的营运。
香港是不鼓励政党发展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制度上的问题。
从学民思潮到香港众志，现在选择走入政党，我觉得是这一代必须面对、解决香港的问题。我知道我们不能永远在学生光环下被保护，不能没有改进跟进步。
学生组织是永远有限制的，但如果是政党的话，年轻人在政治矛盾最对立的街头运动以外，找到另一种节奏是比较好的；那是跟人真的有沟通，不只是我站在台上说，人家在台下听，然后我下台的时候，他们就跟你拍照，不停拍照，这是雨伞运动时候的写照。
但我现在是地区服务处的干事，我觉得这是另一个让自己学习怎么跟人互动、处理微小的事、政策制订或社区营造。工作很辛苦，但有意义。
我知道反国教和雨伞运动真的改变太多年轻人的生命了。很多香港人年轻人第一次参与运动，现在很多人因为运动的创伤或经济上的压力离开。以前我们是国高中生，但现在我很多朋友准备从大学毕业，我们不能像以前还是学生的时候24小时在搞政治，因为学生们已经毕业还要挣薪水。他们在雨伞运动之前是速食店里打工，雨伞运动时被抓，有的还没有案底，官司还没宣判，但公司就跟他说，你不要来做了！
香港不像台湾，太阳花运动后，有那么多党工位子可以做，做立委助理、社会工作、政府智库，你们政治就业机会多很多。
香港人经济压力大、政治领域小，有些年轻运动者就变成本土派，但本土派的情况就更加复杂了；有一群人回到原来的轨道，也有一大群人很想再为社会做些事，可是没有空间跟机会，不知道自己能干嘛。
所以香港搞政治是一个生存的问题啊。当你每天都是从早上7点多离开家，然后晚上10点多才回到家的时候，你怎么会有精神去处理其他工作以外的事情？
在香港从事政治工作很冒险，比如说，很有可能两天后，罗冠聪被取消议员资格。所以你在香港做运动，你还必须要考虑到所有的可能性，这很现实。
寻找香港精神
小时候学校教我们香港就是中国的一部份，到后来发现，香港的教育很少教香港的历史，但香港二、三百年前，所谓小渔村到金融城市的论述，是不是太单一的面向？其实香港的故事其实不只是金融城市，不只是经济动力而已。
这就是包括我在内的一些青年学人推动“香港前途研究计划”的原因，我们到英国国家档案里看文件，发现原来香港中英联合声明的第一稿，把separation of powers（分权，指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可能写进去，后来虽然没落实。
我个人不主张港独，但我觉得现在情况是，只要香港人说的一国两制比现在中共定义的一国两制还要进步，就被说是港独。亲中的媒体会说我是港独，但我从来没有主张过，而只要我们去台湾，他们都说我们是勾结台独势力，去美国就说我们是勾结美国。
我们在寻找香港的精神，我觉得那是一种，怎么样在跌倒以后站起来走下去，再跌倒再走下去。过去几年香港变得很快，比如说，2年前大家说“学生加油”，1年前的时候说“香港独立”，几个月之前大家觉得曾俊华（注3）会拯救香港。香港政治气候每一年在改变，雨伞运动后很严重的挫败感，但我觉得要慢慢让时间证明，我们试着从历史、从政党组织，各种方法找到出路，这是我们很大很大的挑战。
香港前途其实压在2047年（“一国两制，50年不变”的时间点落在2047年）。处理香港97回归时，是80年代就在讨论的事，所以2047年，其实是2030就要确定方向的，从现在到2030大概十多年的时间，到时候我才33岁，所以思考这个，真的不是一个很遥远的问题。
大家不喜欢中国共产党，觉得一国一制不好，那我们怎么做些改变？我们主张香港自决是希望香港的主权与宪法由香港人确定，让香港人掌控自己的未来。
其实我们不要忘记我们面对的是全世界最大的独裁政权，就是中国共产党。面对这个大政权，可以怎么赢，我们的体制如何民主。
20年前，第一任香港特首董建华没有想过会有一群高中生出来，搞到一个10万人以上的运动，就算是民主派的李柱铭（注4）也不会想到，20年后会有大学生当立法会议员。大家也不会想像香港有雨伞运动出现。
理想的香港是希望有普选，有真正的民主，而整体的香港，要是个有希望、可以让人快乐、很幸福地在这里找到自己想做事情的地方。香港上一代人觉得没希望而选择逃避、离开，但我希望香港成为未来我们这一代人，不需要移民离开的地方。
注1：去年11月他在美国华盛顿演讲“与黄之锋论香港民主前途”，也会见美国前议长南西·裴洛西（Nancy Pelosi）、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卢比欧（Marco Rubio）。黄之锋去年11月也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给香港自决权”联名评论文章。
注2：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卢比欧（Marco Rubio）今年1月在参议院提出《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动议，内容是支持香港民主和人权，但法案后来未通过。
时代力量和民进党共18位立委，6月12日在台北成立“台湾国会关注香港民主连线”，关注香港民主化。
注3：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候选人，最后落选，由林郑月娥胜出。
注4：李柱铭，Martin Lee，香港民主党创党成员，有香港民主之父之称。
（文字整理：陈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