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运动中我没有害人，没有良心谴责的痛苦。斗争会让一些人成为运动受益者，但难保他们以后不会成为运动对像。（网络图片）
反右的前两回合，我逃过了对我“污蔑伟大领袖和宋庆龄有性关系”与“收听敌台《美国之音》”的指控，但在第三回合“莫须有”的鸡毛蒜皮中，这顶在劫难逃的“右帽”终究还是戴上了。
第三回合的领导重心，看来已从孙宝珠移向了孙振东，他是矿务局党委会监委书记、党委派驻水电站领导反右斗争的代表。此人和我打了几年的交道，我们相互都“深有了解”。他五四年从东北调干来可可托海，任一矿党总支书记，当时我也在一矿。他给我的第一印象：这张脸似由三角部件组成；三角小眼，三角下巴，三角耳朵，说话时眼珠来回转动，让他扮演股上蚤时迁完全不用化妆。他是土改干部，文化不高，满口东北俚语，说起话来舌头如热汤圆在嘴里遛滚，像说“顺口溜”。那时矿上每天下午有一小时的部门负责人的“班前会议”，主持会议的人，不论是苏联专家卡尔奔，还是矿长冯博久，坐在主持人侧面的他，开不了十分钟，脑袋一歪呼呼入睡，不时鼾声悠扬，给会场增添活跃气氛。他是政工干部，主要业务是开会，故有会必到，从不缺席；每会必睡，从不例外。有时一觉醒来，会议若未结束，他能在睡眼惺忪中来一通即兴发言。要命的是只要一开腔，口如闸门打开，飞流倾泻哗啦哗啦滔滔不绝。他只顾舌头在嘴里跑马，也不管离题万里，说着说着，连他自己都不知说的什么。我们的耳朵受着机枪扫射，有时突然卡壳，会场一片宁静。只见他眼皮眨巴，眼珠上翻，用迷惘的神色问道“咿呀！我讲到那儿来着？”
安全员彭可纫对他有个评语：“这是个废物。”
反右运动还未开始，他特地登门借枪，我感到有事要发生。肃反开始也是先把我的这支枪抄走。他把我的这支德制双筒猎枪、五十多发弹壳，以及火药、底火、铅丸、背带，以及做铅弹的工具一起拿走。从此，这杆枪姓了孙。我进劳改队后曾写信妻子，叫她把枪要回来。我宁可丢到河里也不能白给。
“你早就该来谢我啦，是我救了你丈夫的命！他的脾气相当臭，这、这、这你是知道的。斗急了，准保端起枪把别人撂倒几个，然后崩他自己，这种亡命的事儿你怕这小子做不出来！枪交到公安局去了，你以为我还希罕这支枪怎么的。我家有枪，我干吗要那么多枪，当饭吃？”
他有支手枪我见过，是日本“王八盒子”[五十年代初北疆有土匪，治安不好。可可托海处级干部都发抢。一矿矿长冯博九的“加拿大”（类似“五四”式）、吴凤来的枪，都是白经理发的。但有些人的枪则是从部队或地方带来的。本来这些枪不能带走必须上交。老实的牛进才枪交了；不老实的高喜临、孙振东把枪带了出来。在可可托海工作的苏联专家都发枪。离开矿区到野外他们都揣像“勃朗宁”的手枪。]。这种破枪，只能打狗，不能打猎。
不过以后有人告诉妻子：孙书记打猎用的双筒枪好像你家里的那支。妻子登门几次，要回了象征性的钱。
孙振东并非废物，而是有用之材，两个回合的听会中，他的大脑一直在转动，于是在他的领导下，第三回合真的把我套牢了。
这一轮，不用牛刀杀鸡，不搞泰山压顶。新一轮的大字报写的尽是些夹不上筷子的鸡毛蒜皮，但都有点来龙去脉。只要一分析，一上纲，都可定罪。
我的“右派言论”颇具时代特色，大有“奇文共赏”的价值。
我的右派言论第一条：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有人把我的一本文学期刊偷走，里面有我写的几个字：“百年世事三更梦，万里江山一局棋”。
孙宝珠在会场上把书高高举起，那股兴高采烈，好像截获敌军的重要情报。我现在已记不得，这是何时写的？为什么要写？这两句话，来自我小时候从扇面上念过的一首长诗，曾背了下来，虽然以后我再也没有读过，但内容大部份还能背诵。此诗名叫“顺治皇帝出家偈”。据我所知，顺治并未出家，二十三岁退位给八岁的儿子康熙，在宫中独守青灯十几年，三十七岁圆寂。此诗可能是后人杜撰，也可能是传说中与董小婉爱情悲剧的副产品。诗很长，充满人生哲理和色空思想。也许是我在肃反后十分低落的心情下，勾起了这首诗的回忆。幸亏我记忆还好，将这首诗在会场上分段背了下来。说明这诗不是我作的，要说放毒去找顺治皇帝。
“天下丛林饭似山，钵盂到处任君餐。黄金白玉非为贵，惟有袈裟披最难。朕的大地山河主，忧国忧民事转烦。
“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及僧家半日闲。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长大成人方是我，合眼朦胧又是谁？
“黄袍换却紫袈裟，只为当年一念差，我本西方一纳子，因何落在帝王家？”
我一边念，一边解释。整篇诗充满了淡薄名利、看破红尘、归隐山林的出世思想，从这里绝对产生不了“恶毒诽谤、疯狂攻击”之类带火药味的东西。诗没念完，话被打断。
“喂！喂！喂！别浪费时间，谁要听你的青菜萝卜丝！我们要你交代，你写这两句是什么目的、什么企图？”书记孙宝珠听得不耐烦了。
“这是阶级敌人在阴暗角落，对党、对社会主义咬牙切齿的咒骂。他把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把社会主义千秋大业，咒骂为‘三更梦’。梦是要醒的，醒了以后什么也没有。你们看他该有多恶毒啊！”周国荃又在鼓动如簧之舌：“他把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当成‘一局棋’，下棋有赢有输，妄想国民党有一天打赢，重返大陆，夺回他失去的天堂。”
顺治与我相隔千万里，时光相差三百年，还不知是真顺治还是假顺治写的诗，公然成了我的“滔天罪行”。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侯宝林先生说的“关公战秦琼”，看来不是相声，而是真实的故事。
有人揭发，我在哪本杂志还写了一首反动诗。那是我看了苏联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农机站长和女农艺师》之后[俄文书名《Начальник МТС и Аграром》]，所涌起的兴奋：
红日当空彩蝶飞，百花齐放竞妩媚。春风绿染千家树，温暖人间又一回。
他们的批判我已记不得，此诗作为“大毒草”进了我的档案。
胡风说“咳嗽一声都有人录音”。我的咳嗽若录了下来，必然又是一条“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滔天罪行。
我的右派言论的第二条：疯狂攻击党的干部政策，恶毒丑化党的工农干部。
五七年七月，洪水冲垮了三厂房的桥梁。那天下午我和大队长刘履中在工地，听到这个消息他要我马上回队部组织人马上去抢修。我带了几十个工人连夜仓促出发，临行前对管后勤的副大队长牛进才说“给养要快点运来”，三厂房那边只有面粉，没有肉类蔬菜。他说“你放心，随后就拖一车羊肉和青菜来”。我们去了半个多月，始终没有见到汽车的影子，只好派工人上山挖野葱。我曾上山打黄羊，枪法太差，空手而归。少数民族吃饭没有肉是不行的，每天要他们喝白开水啃葱吃馒头，个个叫苦不迭。带去的维族、哈族以及当地汉族，都是不会游泳的旱鸭子，只有我来自江河纵横的南方，我只有身先士卒第一个跳入水中。山中的河水即使七月照样寒冷刺骨。我们修桥进入尾声，经理安桂槐坐吉普车前来视察，我从水中出来迎接。他握住我冰凉的手，连说“辛苦了！辛苦了！”我汇报工作，他只点头，没说什么。过一会问：“你老婆是不是分娩了？”我说不知道，我有几个星期没有回家。“你想不想回去一趟？”正在犹豫中，他说“跟我的车回去，我准你两天假。”我十分想回去，因为妻子到了临产期。但走了以后工人交给谁？我想了想，还是留下。
桥修好了，回到队部，听到妻子生的儿子，半月的疲劳一扫而光。可万万没有想到，我在刺骨河水中的半月辛劳，得到的“奖励”竟然是一顶“右冠”。
走进办公室见到牛队长，我把他肩膀一拍：“你拖的菜呢？”他两眼直楞楞地望着我，突然用手在脑袋上一拍：“哎呀，忘了！对不起，真的忘了！”我看他一脸不好意思的样子，也不好再说什么。随口说句：“你这人真没脑子”。
这篇对话十分清楚，我只埋怨他记性不好，没有其它任何意思。“没脑子”是西北俗语，只有“记性不好”这一个解释。牛进才是甘肃人，他听了带着抱歉的笑脸：“我这人的脑子不好使，事情一多就顾不上了。”
“他公然咒骂我们党的干部‘没有脑子’，这是对党的干部政策、对共产党员、对工农干部的疯狂攻击和恶毒诽谤。”又是这个姓周的首先发难：“大脑是人的司令部，人没有大脑就和死人一样，就是行尸走肉。你们看，阶级敌人多恶毒！多么阴险！咒骂我们的共产党员、我们党的工农干部都是死人，我们伟大的党都是由死人组成。”
说一个人没脑子，就等于说所有的人都没脑子、所有的共产党员都没脑子、就是要“有脑子”的人来取而代之；没脑子，就是没脑袋，就是咒骂共产党员都没脑袋、就是污蔑我们的共产党员是死人、就是恶毒地咒骂我们的党是死人，就是企图要推翻共产党，就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就是……
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右派份子，就是如此这般制造出来的。
荒唐吗？不荒唐！奇怪吗？不奇怪！因为整个国家，上至毛泽东，下至周国荃，都是用这种横蛮逻辑和霸权语言说话，如果不信，把五七年的旧报纸拿出来，看那连篇累牍的发言，有那一句说的是人话？
靠一个“没脑子”定罪，有点说不过去。于是你一句我一句，大家来拼凑满这条罪行。
“他说余能和是碗里的芋头，扒一下，动一下。”
“他说舒自成胖得像个猪，快走不动了。”
“他说宋金玉没文化，整天都是瞎忙乎。”
“他说刘晓（矿务局副经理）少年得志，忘乎所以。”
这几位都是共产党员。“恶毒攻击党的干部”的罪行，也就此定了。
还有一些人的揭发，我就不一一枚举。不过揭完以后，孙宝珠书记的几句总结，有必要介绍：
今天的会开得很好，大家的发言很有水平，都击中了敌人的要害，又一次证明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充分发动群众，任何狡猾的阶级敌人都无处躲藏。
他的话，应有所补充：眼睛是雪亮的，良心是墨黑的；雪亮的眼睛能从鸡蛋里挑骨头，墨黑的良心能出卖所有的人包括亲爹。
闻一多先生写过一首诗：“有一句话，说出来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看来随着时代的进步，版本应当升级——
口说的话，句句都是祸；
手写的字，个个点得着火。
运动员一旦选中，
咳嗽、哈气、打嗝、放屁，
都是恶毒攻击，
都是滔天罪恶。
死老鼠往口里塞，
洗脚水往头顶泼，
吐沫与鼻涕齐飞，
红眼共白眼一色。
此时说你什么你就是什么，
除了低头认罪，
还能有话说？
除了洗耳恭听，
还能有反驳？
有罪者言者有罪。
即使不开口也闯了祸，
即使哑了喉也点着了火。
其中道理多多，
薄纸不必捅破。
我的右派言论第三条：恶毒攻击肃反运动，来源更玄乎，出自于毛泽东选集。
五五年，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尚在进行中，我的单身宿舍突遭查抄，凡是有文字的东西，包括日记、信件、笔记、书籍，以及照片、猎枪、照相机等全部抄走。过了几天，我被隔离审查。半年以后审查解除。这半年中，不知化了国家多少钱，也不知辛苦了几多人的两条腿。他们跑遍半个中国，也许还到了香港和澳门，本想挖出一个“美蒋特务”，不意挖出来的这个人，不仅未参加特务、未参加国民党、未参加三青团，连童子军都不是。我的结论是历史清楚，附上一条：澳门历史待查。
我现在才发现，这西北边疆不仅工业落后，文化素养更差得天远。这里的领导大都是部队转业干部，来自西北农村，目光惊人浅短，对外界的了解还停留在义和团的水准上。在这上万人的矿区，不幸得很，我是惟一从香港回来的人，自然成了一个来历不明形迹可疑的异己分子。半年审查中对我一系列莫名其妙的提问，只有用“啼笑皆非”四个字来概括。
有人发现，我在一张纸上写了“有反必肃，有偏必纠，整顿党的作风”，经过七嘴八舌分析，居然也成了我的罪证，虽然这些话都是毛主席说的，来自毛选。
“这种对肃反运动的恶毒攻击，用心十分阴险毒辣。他利用毛主席的话，来达到他罪恶目的。他认为：肃反把他搞错了，必需纠偏；共产党错了，他要整党！他认为他不是反革命，不应该是审查对像，是党的错。他是在高呼反革命口号，要他来整顿我们共产党的作风，反革命气焰何等嚣张！”发言的是那个比我小几岁的测量技术员，他是共产党员。
分析到精彩的时候，引发一点小插曲。一位扎铃铛小辫的女采矿技术员，蓦然从椅子弹起，面色因过于激动而惨白。她的尊容本来就欠佳，加上失血的面孔，不开口就可吓死几个人。她以惊恐的颤抖、吹哨的尖厉、机枪的语流、激越的表情、高音的嗓门呼叫：“打倒顽固不化的右派份子！打倒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分子！他好狂妄啦！好嚣张啦！好不要脸啦！好不要脸啦！好不要脸啦！竟敢整我们的党！整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竟然要、要、要”。她的声调随着激昂情绪一同升温，升到五线谱的最高点，突然一口痰卡住喉咙，嘴巴大张却出不了声，也出不了气。随即像被子弹击中，一下子瘫倒在椅子上。全场一片宁静，每张脸受到强磁的吸引转了过去。幸好，突然“哇”地一声爆发式地哭了出来，如惊雷坠地把人吓得一跳。
站在斗台上的我，面对如此不堪的表演，也感天旋地转头晕目眩。幸好她先倒下，否则倒在地上的人是我。
也许他们意识到，用毛主席的话来加工右派言论，总有些说不过去，干脆胡编一句“肃反把我搞错了”，定罪“公开鸣冤叫屈”。有好几个人先后站起来，证明我确确实实说过这句话，“恶毒攻击肃反运动”的罪状，不由分说地又定下了。
反右最具杀伤力的武器，就是凭空捏造，这是以言定罪的鲜明特色。说话如风吹，话音一落，无影无踪，唯一能作证的是人的嘴巴。只要几张嘴，异口同声，一起咬定，并像甲鱼死不放松，就能产生录音机的效果，比签字划押按手印还要证据确凿。用此方法挖出“敌人”，比从地里铇个土豆还容易，只有劳阁下舌头轻弹，轻而易举致人于死地。
罪恶
青蛇嘴中牙，黄蜂尾上针。二者虽剧毒，难比小人心。
造谣性关系，栽赃美国音。动机皆邪恶，罪恶海洋深。
我的右派言论第四条：恶毒攻击苏联，破坏社会主义国际大团结。
有好多年，我根本就没有谈及苏联和苏联专家，因为从五四年第四季度起苏方开始撤离，到五七年基层已没有专家的影子。有人揭发我说了“苏联专家都是酒麻木”。可以肯定，我绝对没有说这句话，因为在肃反中批判过我的“反苏言论”，从此只要谈及苏联我就十分谨慎。再者，水电站的干部基本上都是以后调来的，他们根本没有和专家共过事，我不可能和他们谈这个题目。我想，即使说了也不是造谣，苏联专家几乎个个酗酒，这不是什么秘密。他们的工资比我们高，到月末搞不好还向我们这些小青年借两个。钱到那里去了？专家有个姿势：把头一仰，中指在脖子上一弹——“Выпить”（喝酒）。
肃反时指责我有“反苏言论”，这倒是事实。在与女朋友通信中我曾写：
“所谓‘三区革命’[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斯大林一手策划新疆“三区革命”，造成在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杀尽汉人的极其野蛮的民族悲剧。]，其实是苏联导演。若不是解放得快，新疆又成了第二个外蒙古。”
“苏联的机器笨拙不堪，苏联的汽车十分落后。苏联先进经验子虚乌有！”
“公司的产品全部运往苏联，我投身祖国边疆建设，不知‘为谁辛苦为谁忙’？”
可可托海矿务局的产品均为稀有金属，产品均为国防工业的重要原料。苏联早在四四年一手策划并制造了臭名昭著而至今尚鲜为人知的“三区革命”，给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的汉族，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我不明白：那场可与南京大屠杀相比的暴行，半个世纪以来为什么一直无声无息，从未受到过任何谴责？“三区革命”取得胜利，苏联红军坦克长驱直入，来到可可托海大摇大摆进行矿石开采。直到五零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才改中苏合营，成立“新疆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五五年，全部产权移交中方。
对苏联所作所为有我自己的看法，但对苏联专家，除个别外均有好感而无恶感。和他们相处久了，渐渐发现他们也并非都是高阳酒徒，也有为摆脱精神烦恼借酒消愁者。一矿的机械师彼杜霍夫，及接替他的机械师马斯尼林可夫，由于工作接触较多，对他们不平凡的经历深感敬佩。卫国战争期间，他们都是坦克兵。彼杜霍夫的两个儿子也是坦克兵，可是儿子牺牲了，老子还活着。其中一个儿子牺牲在攻打柏林战役，死于胜利前夕。彼杜霍夫说：“看到你们这些小伙子，就想起我的儿子”，说到这，老泪纵横，唏嘘不能控制。他内心装有多少苦恼，谁能知道？要他不喝酒，神经受得了吗？另一位劳资科长吉也夫，见了上级像老鼠见了猫。即使中方经理张干来电话，也一脸惊慌：“我有什么事？我有什么事？”见了苏方经理列宾科，更是战战兢兢，诚惶诚恐。他肯定受过什么打击，否则不会这样“夹着尾巴做人”。
还有一位莫斯科矿冶学院来实习的女大学生塔玛拉，每天晚上冒着零下四十多度严寒，走到一矿办公室教我们俄文。她长得像电影明星一样美丽，晚上不去和男朋友共度美好时光，却把宝贵时间消耗在我们的课堂上。她的精神深受学员感动。
说我反苏，我承认，因为斯大林把中国害得不浅。说我反专家，我坚决不承认，我对大多数专家是有感情的，因为他们同样是共产极权专制制度的受害者。
我不想再浪费笔墨，写这些“高手”们如何把“酒麻木”提升到破坏“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际大团结”的理论高度。既然毛主席的话都能招祸，又有什么话不能问罪呢？任何一句话，只要头上按上一个“恶毒动机”，都成了“滔天罪行”，虽然“动机”在别人的脑袋里，但都可以定罪。
我的四条所谓“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就是由这些胡拼乱凑、水准低劣、逻辑混乱、一文不值的东西组成。正是有了这些吹起来无穷大实质空无物的“罪行”，我成了“反动分子，右派份子”，成了社会主义新形势下的“不拿枪的敌人”。既然是敌人，就决不施仁政，所以对我所采取的一切“革命行动”都是合理、合法、进步、革命、马列的。我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押送劳动教养、进行货真价实的脱胎换骨改造。在管段户警、居委会太婆、文盲大老粗及形形色色“革命群众”的监督下，夹着尾巴做了二十二年的牛鬼蛇神。一个人的青年、壮年有几个二十二年？一个人的一生又有几个二十二年？判二十年是最长的徒刑，仅次无期和死缓。我如此罪孽深重，罪从何而来？是杀了人还是放了火？是危害了党纪还是触犯了国法？非得要服此重刑？我实在不明白，对于这些已经驯服得像绵羊样的知识份子，何来这股深仇大恨？为何必定要将他们置之死地而后快？我的不幸，五十五万知识份子的不幸，是古老“莫须有”在新形势下的恶性发展。匈牙利出了乱子，中国知识份子“有可能”步其后尘，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引蛇出洞”，“阴谋阳谋”以及一切“革命措施”都是必要的。当今的“有可能”，古老的“莫须有”，其性质并无差别，只是今日冤狱规模之巨大，专制老祖宗实难望其项背。
从“五四”以来，中国革命的矛头直指“封建主义”。满清王朝虽被推翻，但专制传统却依然故我，并代代相传。不彻底摧毁几千年的遗留下来专制传统、不彻底铲除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集权政治，呼唤了几十年的“德先生，赛先生”就是不肯来到这块龙气太盛的地方。在对权势顶礼膜拜的社会呼唤民主科学，无异黑夜中对天招魂，所听到的只是自己凄凉的回音。革命就是抛头洒血，前扑后继，英勇牺牲，胜利的代价是白骨堆山。使人痛心的是，用如此高昂代价所换来的新中国，却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和穷凶极恶的极权制度。“百代犹行秦政制”，祖龙的阴魂尚在神州大地游荡。被人谴责了两千年的“焚书坑儒”，竟翻然而成一项“事业”。摆在一个有着数千年王权传统国家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防止专制主义借尸还魂。这是关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的重要课题，如果对以革命名义出现的专制估计不足而放松应有的警惕，其危害之惨烈，将远远超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也远超明、清王朝和北洋军阀，也超过“万恶的旧社会”，因为这个政权集中了天下的财富，权力的膨胀必将导致腐败与疯狂。无数惨痛的教训，几多淋漓的鲜血，证明我们不仅放松警惕，而且把糟粕当成精华在歌颂、在发扬、在膨胀，否则，全国各地怎能出现如此众多的“右派份子”“反革命分子”及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阶级斗争，所制造的冤案，遍及党内外和各个阶层；所屈死的亡魂，不是几十万、几百万、而是几千万！这些人，死于高唱人民当家作主、死于鲜红太阳光辉普照、死于神圣宪法明镜高悬、死于太平盛世红旗飘飘、死于希里糊涂的响亮口号。功盖天下的元帅，位居元首的主席，百战沙场的功臣，名扬中外的国士，都未能幸免一死，区区小民更是命如蝼蚁。人民，这个抹有圣油的抽像名词，只在纸上熠熠生辉，而活生生有血有肉有脚有手有头有脑的人，有幸苟活者，整天都在害怕挨打中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在“胡风反革命集团言论”中，记得有一句，“小媳妇怕挨打的心理是存在着的”。胡风先生把一个时代人民的心理状态，说得非常确切]，比小媳妇还可怜，生怕一不小心滑向敌人。
一剪梅･人民
悦耳铿锵最动听，本是螺钉，雅号人民。作共和国限定词，纸上光辉，亮若黄金。
手捏红书念圣经，挺起腰身，大战乾坤。通宵干活也甘心，幸未加入，牛鬼蛇神。
人民的行动遭到严密控制，思想和文化的禁锢养成几代人只知机械盲从，言论自由受到彻底封杀，人类最宝贵的创造性思维随之枯竭。高压的社会并未带来理想的劳动效率，物资供应空前匮乏，人们靠票证维持苟活，能有个吃饭的家伙在肩膀上，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我想起瘫软在椅子上的那位女青年，感到一股无名的悲哀。这是一个二十来岁离开校园不久的女大学生，应该最少受到社会尘埃的污染。高等教育所受到的知识熏陶，应该具有一定的洞察能力，对于拿毛主席的话来加工“反党言论”，这种集荒唐、荒谬、荒诞于一身的闹剧，难道还看不清楚？这一嚎啕大哭，是感情的真实流露？还是大闹剧中的小闹剧？人性扭曲，青年人是如此，成年人更不用说。我想起那天晚上所听到的故事“伊斯堪德尔”。政治灌输所具有的能量，比人们想像的强烈得多，它可以彻底改变人性。用法西斯主义扭曲的德国青年，给欧洲带来巨大灾难；用阶级斗争所扭曲的中国青年，对国家对民族是祸还是福？我心中的悬念，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作了完整的回答。
经过几个月的批斗和辩论，每天早、中、晚不停地疲劳轰炸，我已舌枯唇裂，身心交瘁。大水电站勘探队终于揪出了我这个右派份子，挖出我这个阶级敌人，取得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伟大胜利”；也从斗争的火线上发现了周国荃这样的一批积极份子，为党增添新鲜血液。这究竟是新鲜血液？还是腐臭污水？时间终究会给人以满意的回答。这场阶级斗争暂时告一段落，升天者入地者各得其所。谁也不去想一想，在这场运动中自己扮演过什么样的角色？做过什么样不光彩的事？谁也不去想一想，一个没有正义公道指鹿为马的社会将把这个国家引向何方？更不会想一想，今日别人的不幸明天会不会降落到自己的头上？“酒麻木”三个字使我想到鲁迅先生。日本新闻片中一群围观同胞砍头的看客，使他愤然弃医学文。不幸的是，酒精麻木尚有方可治，精神麻木则无药可医。阿Q一生没有接触女人，但没有断子绝孙。今日这些闻斗起舞的“英雄”与“英雌”，就是阿Q无性繁殖的嫡系后代。这些人本身就是摇尾小丑，闻令而动的可悲奴才，竟然在会场胡嚷嚷瞎起哄，把袖子卷得老高，拳头捏得老紧，今天喊打倒这个，明天喊打倒那个，从来不想一想有天会不会打到自己的头上？从来也不摸一摸自己的后脑壳，还有条老祖宗留下的“猪尾巴”在晃荡。
人最可悲的是在悲哀中还有幸福的感觉！“万劫不复的奴才是从奴才生活中品出了‘美’的滋味，来赞叹、抚摩、陶醉”。愿鲁迅先生地下无知，否则睡在坟墓也要辗转反侧，死不安宁。
奴才
盲目附和即奴才，无头苍蝇最悲哀。耳听词组成神喻，手捏鸡毛当令牌。
万物之灵无大脑，精英绝代全痴呆。先生不幸若长命，打鼓敲锣牵上街。
批斗会到了尾声，又出麻烦。
孙振东要我写篇总结性的检讨，用阶级分析方法彻底批判自己所犯下的罪行。
“你的笔杆子还是很不错的，动点脑筋把检讨写好，写深刻。在会上老老实实地批判自己的右派言论，争取群众谅解，争取党和人民的宽大。”他还介绍了地质队的一个右派，在群众大会上，一面念检讨，一面痛哭，从头哭到尾，哭得涕泪滂沱，哭得死去活来。
“你看，这才有忏悔的表现！”他说着，口中带有不知是得意的还是赞扬的“咂，咂”声。
我感到非常为难，因为我真的没有本事写这样的检讨。我没有能力把“你真没脑子”分析成“污蔑工农干部，否定党的领导”，也没有能力把“有反必肃，有错必纠”与“恶毒攻击肃反运动，对肃反鸣冤叫屈”联系起来，划上等号。
我老实向孙振东书记交底，我已举手投降。给我戴帽子，诚恳接受；对我批判，低头认罪；对我处分，无怨无悔。但是这个检讨，恕我才疏学浅，的确十分惭愧，心有余而力不足，要写也写不出来。我建议，请哪位政治觉悟高批判能力强的积极份子代写，我保证签字划押按手印，绝对全部认帐、全盘接收。
“你又在耍花招！你又在顽抗！你顽固到底！决对没有好下场！”他大声对我吼着、威胁着。
“大不了砍脑壳！砍掉脑袋碗大个疤！没有什么大了不起！”我也火了，用句东北俚语回敬他。
他把眼睛瞪着我，我把眼睛瞪着他，我们都说不出话来。我第一次发现，他长的不是三角眼。
我这不是气话，不是随口说的。运动开始时，我作了“最坏的打算”。
两个多月前的大字报，紧接“性关系”之后，涌来一系列检举揭发、批斗会上的无耻谰言使我再也不能容忍，跑到支部办公室冲着孙宝珠大吵起来，我认为一切都是他在背后搞鬼。当时我真的气得五火生烟，见了孙就拍起桌子大嚷大叫。
“小晃（黄）！你要冷静点！”他递给我一支烟，以平静的语气对我说：“你是一个聪明银（人），要打通思想！要好好打通思想！你老爷子是资本家，老太爷也是资本家。你从小到大，小学、中学、高中、大学，读的是资产阶级学校、洋教会学校、帝国主义学校，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脑袋装的是资产阶级思想。你又是从香港澳门回来的。你叙叙（说说）看，这顶资产阶级右派帽子，你不戴，谁来戴？给我戴，也戴不上去！俺们大老粗，脑袋对不上号。”他把玻璃瓶子的茶，咕嘟咕嘟几口，“嗨”了一声，就用他的山东话骂了起来：“运动一来，总有银（人）要倒楣。操他格奶奶，我也木办法！”
大字报越来越多，简直是铺天盖地，我感到这回在劫难逃。我在肃反中已受奇耻大辱，难道要受辱终生？
有天深夜散会，我没有回家，从屋子的侧面向河边走去。此时的气温已降到零下四十多度，额尔齐斯河面结成厚冰，拖拉机可以在上面来往。在冰河与化验室中间，有一片树林，我在一棵树下徘徊。
我痛恨自己！我咒骂自己！今日下场完全是我自己的愚蠢造成的。我不顾亲友劝阻，一意孤行离开香港投入祖国怀抱，铸成终身大错，如今噬脐莫及，悔之晚矣！我只有鼓起勇气，吞下这粒自己制造的苦果！我虽然上有老、下有小、中有妻，但我的存在对他们并非幸事。在这个具有罪株九族传统的国家里，作为罪人，必然给亲属带来无穷灾难。但我的消失，这个政权会不会对他们高抬贵手？我想起两天前的一个中午，吃完饭提前来到会场，看到一群男男女女，正在嘻嘻哈哈写写画画，他们都在拿我做文章。我从他们身边走过，照样喜笑颜开，没有半点尴尬。有一个人看见我走过去，特地唱起《社会主义好》，他见到我，越唱越来劲：“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江山人民保。反动派被打倒，右派份子想反也反不了！”
当着我的面，这些人毫不留情地表明：就是要痛打落水狗，就是要把我往死里整。他们这样做，目的何在？这些满肚私心杂念的白萝卜，入党升官需要别人的血染红。
难道在他们对我张牙舞爪之时自己先倒下？难道我就这样轻易让他们达到目的？不！决不！愤怒将我推出了树林。
为了打垮我的“嚣张气焰”，有天会场上突然增加了好多人。基建工程大队白子斌指导员带领一批精干队伍参加我的批斗会。白指导员是矿务局的反右标兵，他以破记录速度一个星期揪出五个右派（马熙微、韩效、张波、何振耀、陈德生），把他们个个斗得服服帖帖，工程队因而成了名扬全矿的反右红旗。白指导员一来，就坐到我旁边，会一开始，他就站了起来发言，其来势汹汹，如黑旋风李逵；他张牙舞爪，像下山老虎要把我吃了进去。他的发言接近嚎叫，两手不停地挥舞。说到来劲时竟用拳头捶击桌面，“东”的一声，桌上的茶杯、钢笔、墨水瓶都跳了起来。
我什么话也不说，穿起老羊皮大衣转身就走。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孙宝珠跟着过来。
我不理他，一个劲地去开门。门被几个人重重叠叠地堵住。
“这是在开会，你往那里走哇？”
“这个会我不开了！要杀要剐听便！”说罢把两眼一闭靠在门口墙上，任凭他们鸡鸣狗吠鬼哭狼嚎，我再也不出声。
这个僵局，整个上午没有打破。
中午的饭是在支部办公室吃的。他们怕我跑了，叫人把饭替我从食堂端来。我一面吃，耳朵听着孙宝珠的嘴嘀里咕噜。
“你怕我蛮想开这个会？我跟你一个样不愿开这个会。但这是运动，运动就是要开会。上级要俺们开会，俺们就得开。你一走不是开不成了，你这小子干吗跟咱过不去！”
“有白子斌在，杀了我也不开会！”
最后孙书记只好答应：明天让他们走，今天就算了。
我有了“明天走”的底，下午的会上，白子彬还是坐在我的旁边，漫不经心地听我发言。没料到我如法炮制，把桌子猛然一锤，比他捶得更响。这回轮到他“吓得一跳”。
在批斗后期，很荣幸得到矿务局党委书记张稼夫的大驾光临。他可是矿区的“土皇帝”，党、政、工、团、公安，全归他一人掌握（企业内设公安局，全国少见）。张书记走到那里，大小干部跟在屁股后头，哈腰咧嘴，脸上呈现高兴与惶恐的复杂表情。虽然张书记瘦得像麻雀，有皮无肉的脸活像大烟鬼，但凶狠劲头不亚一匹猛虎。他可算根“老枪”，整天嘴边叼着一枝烟。只见他用劲一吸，烟头发亮，烟雾却不知去向。缓一阵，随着说话，轻烟从口中鼻中也许还从眼中耳中释放出来。运动开始，他做反右动员报告，特地点了医院崔大夫的名。原因是他打电话去医院找院长，崔医生没有听出这打来的是圣旨，说了声“我忙着”，便把电话挂了。崔大夫当时正在给病人补牙，电话一放，换上反光镜。他没有想到，此举给他自己带来的一场“大病”，差一点送了他的小命。
“我的电话都不传，他心中哪里还有党！这种人对党的刻骨仇恨，是阶级本性决定的！谁说可可托海没有右派！这个人不是右派是什么！”书记金口玉言，崔英民立刻戴帽，成为反党反人民的右派份子。
人的政治生命，如此轻飘飘地葬送；一个电话没有传，大夫成右派。
我估计，他来者不善，必大肆鞭挞。鸣放开始，我妻子不知在哪里吃的豹子胆，给会计科王科长贴大字报，矛头对准书记夫人赵玉洁。原因是：选矿厂需要一名会计，先派赵玉洁去，她不去，王科长没办法，改派赵珠宝[胡斌和赵珠宝，离开新疆后回到浙江老家，在浙江建德水泥厂工作。胡斌已逝世，赵珠宝尚健在。]。赵宝珠在孕中，挺着大肚皮虽不愿去但又不敢不去，她爱人不是官，是普通工人（胡斌，志愿军转业司机）。我妻子不在会计科，在劳资科，却偏偏要出来打这个抱不平。“大字报”中问了一句惹祸的话：“赵玉洁凭什么不去？难道因为她是书记夫人？”
张稼夫书记坐在会场角落，一直坐到那天下午批斗会结束也未吭声。散会前，孙宝珠站起来，用温柔的口吻问道：“张书记，您，您有什么指示？”
张稼夫站起来：“好吧，我简单来两句。”
这“简单来两句”，足足搞了半个钟头，很明显，他有备而来，非即席发言。这是一篇宣判式的讲话，既是全面批驳，也是权威总结，可惜论据论点充斥偏见和无知，其分析和批判，只不过是一篇老生常谈的斗八股。这类批判，全都是从一个固定模子里倒出来的陈词滥调。
“有人或许有些奇怪，他怎么突然间堕落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右派份子’？我说：这一点也不奇怪，他不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右派份子才真奇怪。他出生于世代资产阶级家庭，父辈祖辈都是老吸血鬼。他本人受到的全是资本主义教育，崇拜的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文化。他来自香港澳门，那里是比旧社会还污七糟八的地方，是为非作歹的黑窝子，从那里出来的人，跳到黄河洗澡也要把一条河染黑。他在澳门读的学校，净是国民党衙内、白华纨绔子弟，他们政治上敌对，生活上堕落，思想上反动。他受的反革命教育已深入骨髓，叫这种人不反党？不反对社会主义？可能吗？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树欲静而风不止，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这次右派份子急不可待地跳了出来向党倡狂进攻，是一定会发生的，也是必然要发生的，这场阶级斗争，早发比迟发好。右派份子急不可耐地跳出来，是件好事！大大的好事……”
本来我把这类斗八股只当耳边风，但今天我无论如何不能沉默。我听到他在发言中侮辱了我的祖父，“老吸血鬼”这个词让我血液沸腾。“恶恶其身，何乃上及父祖耶”，曹操不能容忍的我也不能容忍，于是也就顾及不了什么老虎屁股了。
他的话音一落，我立刻举手发言。
孙宝珠说：“没时间啦！散会！”
我不甘休，站起来问道：“我是资产阶级出身。请问张书记，您的夫人又是什么出身？”
孙宝珠慌忙把我往椅子上按，连喊：“散会！散会！散会！”
张稼夫匆忙离开会场。
“赵玉洁的马列主义从那里来的？”我望着他的背影继续大喊。
“他走了，你嚷个啥！”孙瞪着眼珠吼着，想把我的声音压下去。
“大概是同他睡出来的！”
我把这句话说完了，心里舒服了。而孙宝珠的脸，像死人惨白。
赵玉洁并非无产阶级出身，她家在奇台开杂货店，还有个小磨房，是个麻雀资本家。一矿库房主任马元勋也是奇台人，无意中透露了书记夫人的家庭出身。小学文化五十多岁的马元勋，糊里糊涂成了反动分子右派份子，开出公职劳动教养。有次在劳教所马元勋和我闲聊，谈及赵玉洁，气得双手颤抖，说话口吃：“这、这、这个小婆娘是得不到好死、死、死的！我望着她长大，她屋里的人我都认得，把我这个小学生打成右派，把我害、害到这一步，都是这个小婆娘搞的鬼。”我懂他的意思：他的“帽子”是“小婆娘”的丈夫送的，不过他不敢明说，即使进了劳改队。
附带补充一句：赵玉洁真的应验了马元勋的话，真的“得不到好死”。她疯了，跳楼而亡。
我的这次玩命的举动，让大家明白，我这个犟小子已作好拚死的打算，再大的老虎我也不怕。对我施加千均压力都无济于事，再继续斗也斗不出个名堂来。一场好戏终于散场！
到了二月中旬，紧急的工作迫使批斗会不能再继续拖下去，一些人要搬回工地，一堆事等人去做。把工作丢到一边，光在会场上磨嘴皮还是建设不了社会主义。这场反右斗争，最后由孙宝珠书记总结收场。发言稿由那位测量员捉刀，东拼西凑，集套话、烂话、假话、废话一纸抄，再夹马克思说毛泽东说，做成了一付又臭又长的王大娘裹脚布。孙宝珠拿着稿纸，念得结结巴巴，喉咙好似鸭子吞田螺，脖子直伸，眼珠直鼓，不停喝水，不停擦汗，不停咳嗽，脸胀得比猪肝还红。这付模样，比我做检讨还难看。
孙的发言与往常有所不同，每提我的大名必冠“右派份子”，显然今天是行“加冕典礼”。如果我没记错，这天是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二日，是鄙人担任反右主角伟大荒唐戏的谢幕之日。但是戏还得继续演下去，因为“革命”还没有进行到底。不过以后演出，不仅是耍嘴巴皮的精神屠杀，也是棍棒交加的皮开肉绽。一场栽赃问罪、造谣污蔑的说谎运动，以整人为鬼落到实处；人人昧着良心含血喷人，个个颠倒是非胡言乱语。“运动”的实质就是把人的聪明才智引导到挖空心思陷害别人，其结果必然是人性泯灭兽性张扬。在“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残酷”的形势下，运动越来越野蛮，越来越无人性。政治运动的运作，是人性向兽性转化的泯灭过程，这是人类历史上一场可怕的道德灾难！这个民族将来会做出什么样的缺德事来，无法想像。
可能是最后的一场的缘故，这天的发言，大家特别踊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抓住机会尽情表演：
调笑令･黄鼠狼放屁
真理，真理，捏在人民手里。猴头套上荆冠，拾到黄金喜欢。欢喜，欢喜，黄鼠狼争放屁。
“把这个穷凶极恶的右派份子揪了出来，是大水电站反右斗争的伟大胜利……”
“阶级敌人难过之日，就是我们人民大众开心之时。发扬打落水狗的精神……”
“这个狡猾的狐狸，在人民的声讨中，终于低下了头。从今以后，只许老老实实不许……”
“坚决在党支部和孙书记的领导下，把大水电站的反右斗争进行到底，把右派份子一个不剩地都挖了出来，……”
“打倒右派份子倡狂进攻……”
“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社会主义……”
这里的省略号，放的都是比黄鼠狼更臭的屁。
批判从说胡话到喊口号，意味斗争进入高潮。凡是高潮都不能持久，我埃斗争的日子快要结束了。他们脸上的两块皮，一张一合，吐沫横飞，激情发泄。发泄完了，该回家了。我虽戴上右帽，心中一片坦然。在运动中我没有害人，只被人害，没有良心谴责的痛苦。斗争会让一些人鉆进党、捞到官，成为运动受益者，但难保他们以后不会成为运动对像。人们以背叛换来平安，付出泯灭天良代价，他们如果没有问心有愧的感觉，会在做人的路上越滑越远，与畜生的距离越滑越近。这些人受到的伤害，可能比我还严重。
会散了。我呆若木鸡，大脑空白，在原地一动不动。人们从我身边擦过，纷纷离开会场，谁也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还是孙宝珠有点人情味，带着不好意思的神色走过来，和我搭讪：
“你不肯写检讨，谁也木害着，就害了我”。他以委曲的音调说。
“大水电站反右，谁也没害着，就害了我”。我以相同语调回答。
我们两人都笑了，笑得很开心，笑得很真诚，一场伟大闹剧告以结束。延续三个多月早、中、晚不停的热闹演出，只一人登台表演，我即使有梅兰芳的演艺也会倒人胃口。阿弥陀佛，终于么锣了，大家松了一口气。孙宝珠不必再充当掌握会场这力所不及的角色，我磨起泡的嘴唇也该休息了，我们都有小学生放长假的欢喜，我们的笑声发自肺腑，笑去紧张压抑，笑来愉快轻松。会场开始打扫，贴在墙上的对联“摆事实批谬论”，“讲道理明是非”，横披“以理服人”，全都扯下来，揉作一团丢在地上，任凭皮鞋布鞋毡统踏来踩去，踩得稀巴烂。这几句美丽词语算是倒了邪霉，一直在被人糟蹋着，践踏着。孙宝珠和我都搞得筋疲力尽，都有被“害着了”的感觉，但被害着了的，也许不只我们两个人，可能还有整个中华民族。
我的右派帽子正式戴上了，全国五十五万只脑袋也都套上了“箍”。取得“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伟大胜利”，原来不过如此：廉价地派发右派帽而已。只是水准不太高，手法欠光明，阳谋非计谋，是无耻陷害。磨了几个月的嘴巴，虽有些辛苦，也有所收获，心中亮堂许多；热热闹闹地当了一场运动的主角，既紧张热烈、激情鼓胀，也不乏幽默精彩、荒唐有趣。口水喷来喷去，终于明白了一个真理：命中注定，在劫难逃。
山坡羊･划右
百花齐放绘锦绣，阐明缺点务必透。
言之无罪请把真情诉。
不开腔，闷葫芦，
心里一定咬牙切齿在诅咒。
目标锁定管他开口或闭口。
开，也划右；闭，也划右。
阶级斗争已过后，千年盛世锣鼓奏。
知识份子不是臭老九。
亮心扉，莫担忧，
请君入瓮方显兵法之高手。
不必猜想是耍阴谋或阳谋。
阴，也划右，阳，也划右。
风雷生气言为首，精神振奋需大吼。
大鸣大放国家才有救。
话出喉，作楚囚，
神机妙算引蛇出洞有步骤。
真话假话都含蝮蛇牙毒素。
真，也划右，假，也划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