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对天灾的态度显示出一代明君的风范。（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中国自古就有对“天人合一”宇宙观的认识，“敬天知命”与“天象示警”是历史上明君秉承天意、躬行自省所遵循的天道。而天灾与统治者的德行是息息相关，康熙皇帝对天灾的态度显示出一代明主的风范。
据史料记载，清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公元1679年9月2日）中午，京师地区发生了一场强烈地震。这次地震的震级达8级，震中在平谷、三河一带，地震波及范围除京城外，还包括周围的河北、山西、陕西、辽宁、山东、河南六省，共计两百余州县。京城震毁城堞、衙署、民房、死伤人民甚众。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康熙皇帝迅速作出了反应。他一方面“发内帑银十万两”，赈恤灾民；一方面号召“官绅富民”捐资助赈。更重要的是他亲自带领大小臣工，对朝政得失认真的做一次全面的政治检讨和反思。他自己首先“兢惕悚惶”，“力图修省”；同时要求臣工们“务期尽除积弊”，“各宜洗涤肺肠，公忠自矢，痛改前非，存心爱民为国。”
地震发生后不到四个小时，康熙立即把“内阁、九卿、詹事、科、道满汉各官”召集在一起，并把大学士明珠、李霨等数人召到乾清宫，当面训谕，严厉批评了某些官员“自被任用以来，家计颇已饶裕，乃全无为国报效之心”，不仅不清廉勤政，反而“愈加贪酷，习以为常”的恶劣行径，并且表明了对这种“奸恶”之人如“不加省改”，一经查出，“国法俱在，决不饶恕”的决心。
两天后，康熙帝再一次将“满汉学士以下，副都御史以上各官”召集到左翼门，口传谕旨，宣布了他所思虑的施政上的六方面弊端：
一是各级官吏“苛派百姓”，民间易尽之脂膏，尽归贪吏私囊，使“民生困苦已极”；
二是“大臣朋比徇私者甚多”；
三是用兵之时，任意烧杀抢掠；
四是地方官“于民生疾苦，不使上闻”，遇到水旱灾荒，对赈济诸事，“苟且侵渔，捏报虚数，以致百姓不沾实惠”；
五是刑狱不公，积案不办；
六是王公大臣之家人奴仆，“侵占小民生理”，“干预词讼，肆行非法”。
康熙要求大臣们对如何严禁这六种弊政提出具体办法。他特别强调，革除弊政，关键在于高官的率先垂范，因为“大臣廉，则总督、巡抚有所畏惧，不敢枉法以行私；总督、巡抚清正，则属下官吏操守自洁，即使有一二不肖之人，亦必改心易虑，不致大为民害。”
康熙皇帝指出：“有一于此，皆是致灾。”认为这些就是“召灾之由”，并指令九卿详议，由吏部立法严禁，务期尽除积弊。
大臣们根据康熙皇帝的旨意，在10天之内拟出了革除上述六种弊政的办法，包括对责任者从“革职拿问”、“永不叙用”到按律“正法”的严厉处罚措施，康熙批准了这个处分办法。
八月，九卿议复：领兵诸王将军借通贱为名，将良民庐舍烧毁，掳掠子女抢夺财物者，领兵将军等革职，诸王贝勒等交宗人府从重治罪。“其掳掠人口，仍给本家。”以福建地区为例，清军在征讨“三藩”的战争中，撤军时“驱掳男妇两万余人”，福建总督姚启圣悉令赎还为民。此外，江西、浙江被赎免的俘奴都有数万人。
康熙帝在位61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我国史册上一位功业卓著的帝王。他被后世称为圣德之君，他文韬武略，英明神武，在一统国家、发展生产、加强民族团结和抗击帝俄侵略中，做了许多重大的贡献。开创了我国历史上又一个繁荣强盛的时期，奠定了持续100多年的“康乾盛世”。
史学家常常把清代分为两段：1644年至1840年是清代盛世；1840年至1911年是清代衰世。据资科统计，清代天灾频繁。清代几次大灾．如大旱灾、大洪灾、大蝗灾、大地震等都发生在1840年以后。史实再次有力的印证了天灾同特定的政治、经济是有内在的因果关系的。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古人洞彻天、地、自然与人之间微妙关系的理念，“天命”与“人事”被认为是息息相通的，人服从天命，天就会赏赐人，否则，天就会降罚于人。道德规范是“天”为“保民”而赐予人间的，在道德的基点上为人处世，坚守做人的标准即是遵从了天道。人的善恶行为能够被天所感应到，即“天之照人，与镜无异”、“为善，天地知之；为恶，天地亦知之”。这就是善恶有报是天理，天灾来了，是与统治者的德行息息相关的，“天象警人”是上天有好生之德。而能“敬天知命”，体悉天意，实乃明君圣主的德行福泽。
（文章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