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海军最大巡洋舰“重庆号”舰长邓兆祥率众投共，其中包括本文作者高世洁的老师海瑛。（网络图片）
1949年后，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开始把人按一定的标准划分成三六九等，即“阶级”。这个标准不是年龄性别，不是地理地区，也不是教育水平，而是家庭出身和成分，把人分成5个类别：1、革命干部；2、工人、贫农、雇农、下中农；3、中农；4、富农、地主、资本家；5、反革命分子（美蒋特务）、国民党军官、右派分子、坏分子。这就是“成分论”，从1至5，性质由“好”至“坏”。“成分论”决定人们所能接受的教育，能做的工作，甚至结婚对象，无形中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上世纪30年代，父亲一家是山东曹县当地的望族，拥有田地70顷，佃户众多，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地主。1938年共产党八路进入山东曹县地区，将父亲的家抢劫一空。全家人被迫迁至开封。父亲在1949年9月17日因胃癌去世，之后母亲独自抚养我们，含辛茹苦。兄弟姐妹八人中我排行第七，上有四位姐姐、两位兄长，下有一个小两岁的弟弟。
至今我仍然清晰的记得，1954年9月1号那天，母亲带着七岁的我来到北门大街小学办理入学手续。第一次走进校园，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是我童年最快乐的时光。
那时的我如何也想不到等待我的将是什么。音乐课多是学习红色歌曲，至今记忆犹新，《东方红》的歌词中写道：“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
大家都被歌词深深感染，对毛泽东个人无比的感激和崇拜，对他拯救千万苦难同胞于水火热深信不疑。
如今回望过去的70年，我的经历，周围人的遭遇，以及那些死于他手下的千千万万冤魂，中华民族经历了不可挽回的灾难。他真的是“救星”？还是“灾星”？
另一首刚“解放”时期流行的歌曲《我爱我的台湾》也成功的洗脑了不知多少人，其中唱道：
“我爱我的台湾，台湾是我家乡，
过去的日子不自由，如今更苦愁，
我们要回到祖国的怀抱，
兄弟们呀姐妹们，不能再等待。”
老师说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我们去解放他们，帮助他们逃离苦海。同学们唱完歌曲后心潮澎湃，当下感到解放台湾的任务责无旁贷。
二十几年后的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前夕，我去辽宁抚顺华峰化工厂修机器，那里看到一部介绍台湾的宣传片（这是这间国有工厂的内部资料），美丽的自然风光，干净的城市街道，百姓的闲适生活，幸福满足的表情，震撼了我。恍然大悟，原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是我们，不是歌曲中所唱的台湾同胞。
洗脑教育，掩盖事实是毛泽东的一贯作风，想到10多年前河南当局将爱滋病“血祸”嫁祸于性传播和吸毒传播，而并非卖血、输血，以此混淆大众视听、造成社会上的“恐爱症”。这与当年的红色歌曲宣传如出一辙。
1949年，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官兵在上海吴淞口投共，其中包括本文作者高世洁的老师海瑛。（网络图片）
初中三年，我最敬佩的师长是毕业那年的班主任海老师，他原是国民党重庆号军舰上的领航员，大约1947年前后，舰长决定“起义”投靠共产党，许多意见分歧者下船去了台湾。
海瑛在1951年国共内战结束后复员当起老师。他谈吐不凡，性格刚直坚毅，又写得一手好字、吟诗作对、吹箫、拉小提琴，几乎样样精通。我第一次见识到一位国民党军官的风度，钦佩不已。
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后，原重庆号军舰上没有投靠共产党的国民党战友从台湾来大陆拜访。他看到同是晚年，自己和撤退台湾的战友的生活处境，精神面貌相差之大，为自己当初的选择深感不值，失望与绝望并存，最后在自家洗手间上吊自杀。
我深深地为老师感到惋惜，人生道路，一念之差，成就天壤之别。
2016年1月6日
（原文有删节，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和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