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暴动中，港共份子在街上突袭香港警察的历史照片。（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看中国2018年7月16日讯】(看中国记者钟灵综合报导)“香港六七暴动”发生后51年，资深传媒人、时事评论员程翔在香港发表新书《香港六七暴动始末──解读吴荻舟》，透过解读中共在港知名代表人物吴荻舟遗稿《六七笔记》，首次发现中共在香港设下的2个地下党系统。
新书发布会在14日举行，程翔在介绍这本近600页的新书时，自嘲是“抄书”，因为“资料的汇集多过我的原创性。”不过程亦指出，“最大的原因是如果能将相关资料汇集一起的时候，就起到‘立此存照’的作用，这个‘立此存照’的作用，对现在很多人想漂白历史起到抗衡的作用。”
《香港六七暴动始末──解读吴荻舟》一书，分为2部分，其一是对六七暴动的起因、目的、过程等、以及当事人吴荻舟的反思；其二是作者程翔对吴荻舟的《六七笔记》，逐条以史实注释讲解。
程翔表示，在整理《六七笔记》过程中，有5大新发现。
其一，是中共与英国之间在1945年有过密约，曾经承诺“港共不会挑战港英政府在港的管治权”，共产党组织才能进入还是英国管治下的香港；
其二，是中共在香港发展了两个地下党组织。程翔表示，自己在1989年辞去香港新华社（中联办前身）旗下《文汇报》工作之前，都不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地下党组织的存在，“直到看到吴荻舟的笔记后，才知道原来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港共公委’之外，还有一个叫做‘香港城市工作委员会’。两个原来是平行的组织。”；
其三，是中共对港共组织如何进行指挥。书中指出，对比半公开的“港共公委”，“香港城市工作委员会”是一个不公开的地下党组织，“67暴动时，周恩来指示由‘港澳工委’与‘城工委’共同协调出一个‘前线指挥部’，挂靠在新华社（因为这个指挥部是由新华社副社长祁烽领军）”；
其四是港共发动暴动的主要目的，是夺取港英的管治权，并制造社会舆论“讹称香港人盼望早日解放”；
其五，是“沙头角枪击事件”的真相。许多报导称，当时是一群武装中国民兵非法越境并与香港警察爆发枪战。而程翔发现，它是由中共中央军委策划指挥，由解放军正规军执行：“事实上我找到文件，充分说明这是中央军委直接策划指挥，由解放军正规军、正规部队执行。正规部队就是广州军区，广东省军分区守备师7085部队执行。这就完全推翻了以前所有的说法，指是民兵的做法，民兵一时冲动的做法，这是传统的讲法。”
图为香港警察李观生在锦田遭港共份子枪杀出殡当日。(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六七暴动”曝光共党组织 后发展“白蚁政策”
不过，事实上“六七暴动”使得中共及港共组织曝光。程翔引用李后的回忆说：“经过这次事件，爱国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港九工会联合会的会员人数从事件前的28万，减少到18万多人。《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商报》、《晶报》5家爱国报纸的发行量由原来占全港中文报纸发行总量的三分之一，下降到十分之一。原来在香港和东南亚享有声誉的香港‘长城’、‘凤凰’、‘新联’三家爱国电影公司，也失去了市场，从此一蹶不振。”
书中引述吴荻舟的文稿中，有一篇标示为“绝密”级别的文件《对港澳工人五一观光团谈话记录》，当中指出中共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白蚁政策”，希望透过埋藏在各地的“白蚁”，不声不响地对所在地起蛀蚀作用，直到有一天大厦倒塌。程翔解释：“白蚁政策是什么？就是白蚁蛀蚀房子，不声不响将屋子咬烂，要香港的左派学习白蚁精神。”而程翔亦披露，这些“蚁窝”中，有现时香港社会知名人士。
程翔指出，“六七暴动”其实差一步就触发成为战争，但在港英政府忍耐及巧合下才没有发生。他曾经采访当时的红卫兵小头目，指当时广州的红卫兵已准备好物资，就等中共中央一声令下便挥军香港。书中亦透露，英国政府当时已做好最坏的打算，但采取不挑衅、不令事态恶化的克制态度。程认为，英方“无论在危机管理或策略上都比港共高明，明显比中共聪明。”
吴荻舟及女儿吴辉。(图片来源：《消失的档案》官网)
吴荻舟是谁？
吴荻舟，1930年加入中共、1957年任命为香港《文汇报》首任社长、1950年至1962年任香港招商局顾问，其是中共在香港的代表人之一，1954至1957是香港地下党“第一把手”。
1967年香港暴动期间，港共曾准备订购8,400把斩蔗刀到香港准备“决一死战”，但吴荻舟对此意见不合，结果一家八口被批斗、下放劳改、13年后才获平反。而《六七笔记》，是由其女儿吴辉早年整理其生前日记而成。
地下党现在何去何从？
资深中港时事评论员刘锐绍就曾指出，中共未在香港注册，理论上不属于合法组织，但中共正不断用“温水煮蛙”的方式，把内地“党国不分”的政治文化引入香港。刘形容，近年来在香港发生的事件，反映中共在香港已经到了“明目张胆、毫不顾忌”、逐步在港建立中共“合法”存在的事实。刘指，王志民的言行及官媒的报道字眼，都预示中共官员在香港未来的活动会从以往的“遮遮掩掩”变得日渐公开化，而大部分港人在其逐步渗透和对思想的影响下，对此浑然不知，甚至认为是“正常的”。
另一方面，刘亦认为港澳工委等秘密组织至今仍不公开，但却将活动曝光，是为了让港人适应中共组织的“存在”，曝光的党员多属于官职者，而在港央企、国企的负责人及渗透于各界的党员则以回避或间接手法处理其身分，目的为在香港社会形成“中共存在是常态”的局面。
中共不愿在港注册的另一原因，是不注册能够避开法律规管，并毋须公开其人事或组织行动，使港府无法对其任何非法行为进行追究，变相放任其肆无忌惮地在暗中进行各种渗透、统战、勾结黑帮、破坏社会稳定等行动，且毋须为此负上责任。
在主权移交前加入中共于香港组织的地下党、后移居加拿大的学友社前主席梁慕娴，于2012年发布了《我与香港地下党》的著作，揭露了中共地下党在香港存在多年的证据和内幕。
梁慕娴在著作中形容“原来‘一国两制’还有一块东西在地下，中共用这个地下党的人渗透入政府和各个机构，你明明有一个地下党，却不让香港人知道。但是我知道，因为我就是地下党员，所以我要顶证这件事”。梁指自己与中共无怨无仇，更曾是中共“培育”的对象，特意揭露此事是为了公义，更是因为当时看到“作为地下党员”的梁振英竞选特首。
中共在香港属于“非法”组织，一直以地下党形式存在，并对社会各界进行渗透，企图制造其“合法存在”的事实。曾被各界指证是地下党员的梁振英，其在任期间对香港社会祸害无穷。(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梁慕娴指出，可从其核心价值观不同判断一个人是否地下党员。她形容，当时出任特首的曾荫权“一定不是共产党员，他可以选择听与不听，但曾荫权只是没骨气”，而“梁振英就一定是”，并指梁振英被问到六四、普选等问题时，他讲出来的话与香港的核心价值背道而驰。梁慕娴强调，“受中共操控的人或党员来当特首，分别是很大的，因为党员一定要听这个组织的东西，你不跟从的话会被处罚的，而受操控的人只是自己没有骨气，有所不同。一个党员当上特首，就等于是给这个党的领导人去管，这是最可怕、最令人担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