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的救命药早已变成了带血的黑暗生意。（图片来源：Pixabay）
【看中国2018年7月29日讯】电影《我不是药神》火了，没有酷炫的特技，不靠华丽的造景，只凭借题材类型上的大胆，剧情冲突带来的共情，让其在中国电影史沉寂18年后，再一次创下了高评，一举成为“写实主义电影巅峰之作”。
影片根据几年前轰动一时的“陆勇案”改编而来，讲述了5个随处可见的普通人，在被“天价”抗癌药掏空后，或为自救，或为救人，从印度偷运仿制药的故事，而病患、药企、药贩、政府之间的种种纠葛，又让这场关于救赎的拉锯战变得格外揪心。但电影终究有所保留，尾声的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病人群像画面，和一幕幕的字幕，看似温暖，实际却降低了批判性，对某个敏感话题的挖掘也就此浅尝辄止。
真相往往比影片残忍百倍，求生之路，向来艰难渺茫，而背后滋生出的血色江湖，像一只看不见的手，紧紧扼住了命门。
中国抗癌药世界最贵救命药为何变摇钱树？
“医疗事业是神圣的，但医药产业中不乏罪恶”，这是第8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提名影片《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中的经典台词。
《药神》中程勇走私的抗癌药“格列宁”，真实名称叫做“格列卫”，是人类第一个分子靶向抗癌药，也是治疗慢粒白血病确定有效且是唯一一种面向大众的药物，它的出现，让这种平均生存期曾经只有3-4年的疾病延长至10-20年，有效控制率高达95%。
新药研发的高成本、高投入、高风险，使得抗癌药定价必然高昂，这是市场规律决定的。但为大众所不知的另一面是，格列卫在中国的售价居然是全球最高的，而这种离奇的价格，根本没法用经济论来解释。在国外，如欧美等发达国家，格列卫的价格普遍是国内的二分之一，澳大利亚为10000元左右，韩国约为3000元（以上都是人民币为单位）。
不但如此，据英国《金融时代》报道，31种在中国市场销售的进口抗癌药物价格平均是英国的两倍，就算拿内地和香港比，也是差距惊人。同样规格治疗乳腺癌的赫赛汀，在内地卖24500元，而香港药房最低报价为18500港元（约合人民币14800元），不过一江之隔，二者却相差近1万元。
再者，即便是专利已经过期的原研药药品，价格差仍然让人瞠目。去年陕西省有49种药品，采购机构以接近1.9倍于国际基准的价格，向原始制造商购买专利已经失效的品牌药，而价格最低的仿制药也达到国际基准的1.5倍。在陕西物价局网站上，一支成本不超过4元的用于治疗癌症的注射剂恩丹西酮，其最高零售价为84.80元，如果以出厂价为基准计算，利润率高达2000%。
药，意味着生命，意味着希望，更意味着暴利。在多方推手联合之下，原本的救命药早已变成了带血的黑暗生意，到底是谁在操纵抬高药价，又是谁在肆意倒卖生命，其后暗流涌动，众生百态，远超你我想象。
1.特殊的药品监管漏洞，成外企吸血温床
很多跨国公司生产的专利药，来到中国往往就成了全球最贵的药,除去对国内医药产业的保护所采取的高关税，更多的的玄机，多数人并不知情。
目前，中国仍是极少数坚持“旧式”药监体制的国家之一，也是全世界药滞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在2000年中国国家发改委颁布的《药品政府定价办法》中规定，“原研药”可以给予单独定价权，简单来说就是，外资医药巨头们享有自主定价权。
这也是为何在电影《我不是药神》里，面对大量绝望又愤怒的病人的抗议，格列宁中国公司的高层只是慢悠悠地强调，定价合法合理。
并且在中国，即使20年的专利保护期过了，医药公司依然可以享受单独定价的优惠政策，无需遵循政府指导定价。如此独一无二的厚待条件，只存在中国，有着诸多特权的外企巨头公司，当然有底气不降价，当然可以摆出旁若无人的高姿态。
似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政府终于开始出手调控药价。2017年7月19日，治疗乳腺癌的一线药品赫赛汀被纳入医保范围，由之前售价的22000元降价至7200元每瓶。然而后遗症来得如此之快，从今年3月开始，赫赛汀突然宣布断货，整个市场陷入一药难求的混乱境地，偏偏目前并没有同成分、通功效的替代品，无数乳腺癌患者因此深受煎熬，而罗氏公司最终只给出了“产能不足”这样站不住脚的官方回应。
不但如此，内地药品的招标采购体系同样值得玩味。招标采购通常由各个省的卫生厅主导，制定采购药厂、品种和采购价格，有时会对进口药进行单独招标，“一品两规”的特殊规定，要求中标药品中必须有一种国产药和一种进口药。试想一下，国内的药厂如过江之卿，名额却只有一个，竞争激烈程度可见一斑，恶性循环之下，不少国产药因此不幸消亡。相形之下，进口药却根本无需竞争，就轻而易举保证了自己的销路，比如格列卫中国公司，仅此一家，可谓占尽天时地利，稳坐钓鱼台。
至于具体的采购量则完全由各个医院自主负责。政府招标与医院实际采购的两个环节脱节，导致药品二次议价空间被放大，不难想象，这中间还有多少文章可做。
体制的漏洞、超国民的“待遇”，使得中国成为各大外资药企眼中名副其实的“聚宝盆”。据权威数据统计，目前进入中国的外商制药企业已有1500家，世界前20位的跨国制药企业都已在中国合资办厂，有的还开办了独资企业，进口药、合资药的市场份额已超过了50%。
2.“以药养医”层层加价，明暗回扣环环相扣
中国超过70%的药品通过医院药房来销售，这在全世界绝无仅有，足见医院在医药产业链上的地位之强大。
长久以来，“以药养医”是业内公开的秘密。政府给予公立医院的补贴只包括退休职工的工资及定项的补助，除此之外，医院在职人员工资、资产折旧、材料支出等都需要医院自负盈亏，而在挂号费和门诊费都相对低廉的情况下，医院就必须在检查、治疗、药品这三大类上创收，因此衍生出了花样繁多的潜规则。
通常的做法是，医院为了保证正常运转，对医院各科室的奖金实行绩效挂钩，这个所谓的绩效，正是和药品提成挂钩的。所以，如果在提成百分比不变的基础上，药的价格越贵，提成越多，在基本工资很少的情况下，高昂的进口药自然更受医生青睐。
更可怕的事实是，为了保证公立医院的自主利润收入，政府规定医院可以在药品进价的基础上加价15%。但在国外药物到达医院之前，还必须经过各级分销商的手。一般而言，在国家总经销商之下，药品需经省级代理商，之后至少还要再经过二级代理商及配送公司，每个环节加收6-10个百分点的费用，层层盘剥下来，到了病患手中的进口药，已经贵到离谱。
如果说15%的价格是明的回扣，而在实际操作中，暗的回扣更是屡见不鲜，可以说，高回扣也是国内正规进口抗癌药价格高昂的重要推手。由于癌症用药几乎为医院所垄断，所以这些外企医药公司想要顺利进入，除了和药监总局、国家发改委打好交道，还必须花一番力气搞定医院系统的灵魂人物，其中尤以院长及科室主任最为关键。
行贿医生的手段一般有2种：组织医生出去参加各种会议，提供住宿、餐饮和旅游等，并根据开药的多少，直接向医生返钱；还有一种，就是各种请客，送礼等。根据医生级别不同，开药多少不等，行贿金额也不等。
打着科研幌子的学术费，由于实际上并没有讲课，也就不存在学术，这些费用被医药代表用来行贿医生，变成了请客送礼、旅游和洗浴按摩的费用，或者直接给医生现金。“回访会”、“有奖征文”、“学术会议”以及冠冕堂皇的“教育资助基金”，如今的敏感字眼，都是曾经疯狂的见证。
在2013年震惊国人的葛兰素史克行贿案中，中国涉案高管受访时曾坦陈，包括行贿费用在内的各种运营成本助推了药价虚高，保守估计“运营成本”占到药价成本的20%-30%。
仿制药市场鱼龙混杂各方势力竞相角逐
巨大的价格差异之下，对生命的渴求以及没有出口的汹涌用药诉求，使得更多人将眼光移向种类繁多、物美价廉的印度仿制药市场，由此催生出另一条利益链。
首当其冲的是“代购”大军，虽然在中国销售印度仿制药物侵犯专利，违反法规，但在巨大的商机和利益面前，仍有不少人选择铤而走险，只需随便在网上搜一搜，就能找到很多关于印度药品代购网站的信息。
代购的方式通常是人肉背回和邮寄。人肉背回的药品数量通常较少，但更为合规，根据目前的海关规定，患者凭借处方和病例，可携带合理数量的自用药过关，这种方式虽然安全，但利润空间却比邮寄小的多。
选择邮寄渠道的代购商，则更有实力。这类人通常打通了印度当地药企及海关，品类更全，更新更及时，虽然风险变大，但与源源不断的收益相比，则不足一提。
不过，由于此类渠道完全是暗箱操作，使得病患难以追溯流程，无法辨别药物真伪。据《时代周报》报道，在龙蛇混杂的印度仿制药中，有约六成甚至更多是“高仿印度药”，它们在中国上海、浙江等地生产出来，再换个包装，漂洋过海，摇身一变成为印度神药，这些假药非但没有质量保障，更不具备任何疗效，对生命的威胁极大。
而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20家发布假药信息的严重违法网站名单里，有1/4是印度仿制药代购网站。印度仿制药均有美国授权，真正的仿制药厂也只有四个，目前，四个工厂生产的仿制药总量还不及中国海外代购的十分之一。
担心买到假药，对用药安全的顾虑，激发了患者海外自行购药及就医的强烈需求，继而带动了医疗旅游公司的火爆。这些巧妙避开法律红线的医疗旅游公司，与国外医院通过合同形式进行合作，在年度框架下，印度医院按人头收取诊费和必要的检查费，而中介机构则对患者收取服务费，鼎盛时期每年可赚得数千万元的收入。
面对可观的市场蛋糕，越来越多竞争者争相入局。据《第一财经日报》此前报道，中国国内有100多家中介机构从事海外医疗业务，但有些甚至连办公司室都没有。在一番你追我赶的价格战后，如今真正能存活下来的，已经屈指可数。
海外重症转诊就医服务对公司的专业性要求极高，首先需要有能力对接海外知名的医院资源，而对方往往会对中国代理的资质进行详尽调查。其次，出国就医并不像海外买奢侈品那么简单，除了存在医学专业沟通成本，患者健康状况应对长途旅行也不比常人，每个环节，都相当考验服务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