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10日，巴黎Hotel de Ville酒店前展出94415朵花纪念一战中阵亡的巴黎士兵。（图片来源：GEOFFROY VAN DER HASSELT / AFP /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8年11月11日讯】这本该是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然而却创造了新的对手和冲突，在20年后又爆发了另一场全球冲突。
本周末，世界领导人聚首巴黎，纪念一战停战100周年。这不仅仅是纪念数百万在战争中逝去的生命和战火带来的毁灭，同时也提醒人们这场冲突带来的教训。
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版图，并永远改变了世界秩序的概念。它颠覆了数百年的君主制，同时在逝去的帝国废墟之上建立了新的国家。
理论和实际上的自决权
乔治城大学历史教授阿维埃勒·罗西瓦德说，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一个由各个国家控制自己命运和未来的新时代似乎到来了。
他说：“在1918年到1919年，倡导自决权的欧洲人看起来似乎胜利了，而哈布斯堡王朝、罗曼诺夫王朝、中东的奥斯曼帝国或者瓦解，或者让位给了新的实体。”
“但是从这些帝国碎片中形成或壮大的新的民族国家都是在国际冲突、经济混乱的情况下产生的。作为战争的产物，他们表面的胜利下已经注定了未来的冲突和未来的失败。”
虽然取胜，这些新国家远非那么和平稳定。他们的主权被包括在新边境内的少数民族所挑战。罗西瓦德说，这是自决权缺陷的历史教训。
“自决权并不会解决族裔问题，这种方式产生了问题，只能---并且太过经常的是---通过大规模暴力得到解决。”
华盛顿威尔逊中心的全球研究员、历史学者约翰·兰佩说，时任总统威尔逊提出14点和平原则为后来的国联提供了灵感。然而当时他并没有想到自决权，特别是后来人们所理解的自决权。
“人们经常使用这个词。如果自决权意味着宪政，并让所有公民投票，这是一回事，这是好的。然而如果自决权意味着只在乎我们本族裔的人，那这显然就酝酿了危险。”
少数族裔的隔阂
一战后的欧洲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获胜者取得领土并开始惩罚被击败的国家，随后出现了民族清洗浪潮和严重的践踏人权，加深了受影响群体的敌意和两极分化。
“结果是几乎立即对被囊括在领土中的少数族裔进行排斥”，罗西瓦德说，“如果国家有更大的意愿给聚集在特定地区的少数族裔自治权，那么一些冲突本可能得到排解。”
这位历史学家说，那些战后的悲剧性事件使得激进的意识形态抬头，并在随后几十年主宰世界局势的发展。
与许多历史学家一样，兰佩认为，一战之后的虐待和仇怨跟后来爆发的更加残酷的二战有直接关系。
容忍、尊重和对话的必要性
罗西瓦德说，在今天的世界，自决权相比解决问题来说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问题，因为人口混合，人们的身份认同也在变化。重新界定边界经常带来更多动荡。
“在很多情况下，边界的变化会导致多年后新的仇怨和收复失地要求。”
历史学家认为，跨大西洋组织从两次世界大战吸取了很好的教训。这些组织旨在促成西方国家的合作与对话。
“自二战之后，我们一直在试图从两次世界大战中吸取教训”，兰佩说，“那就是解决二战的方式是构建一个联系紧密的欧洲、昂格鲁、美欧联盟，不能再允许这种敌对死灰复燃”。
这种联系使得两次大战的冤家德国和法国今天成为掌舵欧盟的盟友。
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包括更好地理解容忍、法治、妥协与对话、以及尊重他人权利的必要性。世界只能祈求这些教训不会被忘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