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画家刘贯道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二月绘制的《元世祖出猎图》，其中骑着黑马、身穿白裘的男子是元世祖忽必烈。（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元朝，由元世祖忽必烈缔建，是中国史上首个疆域横跨欧亚的皇朝。
忽必烈早年奉蒙哥汗之命，主管漠南汉地。期间断事官牙鲁瓦赤和不只儿等人在追缴欠款时，曾在一天杀了28个人。忽必烈斥责他们：“凡是犯下死罪，必须详加调查之后，才能执行死刑。像现在一天就杀28个人，一定会有人死于无辜。既然都处以杖刑，还要斩杀，那是什么刑法？”当时，不只儿听后惊讶不已，不知如何应答。
人命至重宽仁以待
1260年，忽必烈继承汗位，革新刑法，将生杀大权全部收归到汗廷，各地诸侯长官不能擅自杀罚。忽必烈说：“人命至重，悔将何及，朕实哀矜。”人的生命很贵重，一旦处决后悔都来不及，朕实在哀怜他们。忽必烈也曾说过：“朕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命对再三，果实而后罪之。”凡是犯罪的人，必须再三查证，果然证据确凿，才能惩罚他。
忽必烈即位之初，考虑到应该如何执法，才能维系草原文化和中原文明。这时出现三种不同观点的建议。
第一部分是蒙古贵族，他们习惯按照草原传统的习惯法，处理自己所辖领地的罪行和民事纠纷，不愿意按照汉地统一的律法惩治罪犯。
第二部分是汉人儒士，他们崇尚儒家的伦理道德，习惯按照儒家的道德理念审理罪犯，而不是依据法治。
第三部分是金国遗臣，他们主张用金国的严刑酷法惩罚罪犯，不看重道德的约束力。
这三种观点，忽必烈都没有采用，而是选择德治为主，法治为辅。忽必烈一朝制定的法律，是面对全民，从皇亲国戚到普通百姓，以维护整体的王朝秩序为主。
沿用太宗五刑法
至元二十年，元朝制定了《至元新格》，这部律法比较全面，包括了很多方面的内容，惟因其刑罚条例太过严厉，违背忽必烈的恤民仁政，引起忽必烈不满，他命何荣祖全面修改这部律法，删减了许多刑罚条例。《至元新格》修正以后，忽必烈才下命颁布于世。这部律法后来称为《大德新律》。
中国古代，早期的刑律包括墨、劓、刖、宫、大辟五刑。唐太宗时期，修改了五刑，定为笞、杖、徒、流、死。元朝从忽必烈到元末，一直沿用唐太宗时期制定的五刑罚，也延续了唐太宗时期禁止鞭打背部的规定，以免受刑者五脏受损。
忽必烈曾对近臣说：“当朕愤怒的时候，命你去杀有罪的人。你千万不要去杀，必须延迟一二天，再来上奏。这番话，古代的仁君也讲过，从来都不过时。”（《元史･刑法志》）
禁断酷刑体恤罪民
《元典章》刑部二《禁止惨刻酷刑》，明确规定禁止使用酷刑，哪怕是为了让人招供，也不能以酷刑拷问。原文说：“罪之有无，何求不得！”这个人有没有犯罪，怎么会查不到呢？
当时，大元皇朝不管哪一路官府，全部禁断酷刑。如果官员违背这一条例，将处以重罪。文中还明确说明，希望各地官员能够体会皇上的宽仁和恤刑，去掉酷吏横行肆虐的余风。
忽必烈胸怀宽仁，对狱中的罪犯也很体恤。根据规定，负责刑狱的官员审理案件必须谨慎，务必防止狱卒的酷虐；提审犯人时，官员必须以诚相待。被关押的罪犯，如果没有亲属，或者亲属贫穷，狱方要每天给犯人一升仓米；三升的粮谷中，可以有一升是有养胃作用的小米，以护养有疾病的犯人。
每年冬天，对那些没有亲属的犯人，狱方要提供羊皮袄、裤袜，还要提供柴草，为犯人暖炕暖炉。对于流放的囚犯，官方要每天供米一升，如果患病，要随时派出医员为其诊治。那些不幸蒙冤的人，一旦被平凡后，官方要为其提供补偿。
至元十二年，忽必烈下令设立“登闻鼓”制，含冤的百姓，不管是哪一阶层，都可以敲击大鼓，直接上诉冤情。这项制度有利于民情上达，监督官僚。
根据规定，还减轻了笞、杖二刑的次数，把十改为七，比如五十杖刑减为四十七次。由于担心犯人会在杖刑时，死于粗壮的杖棍之下，于是修改了杖棍的宽度。如果犯人年满七十，或者残疾，或者罹患严重疾病，都不准使用杖刑。（《元史･刑法一》）
元朝对待犯人过于宽仁，也曾引起大臣反弹。皇庆二年四月，有官员上奏，朝廷为了行善事，每逢发生天灾，都会释放囚犯。释放那些有罪的坏人，会使那些被害的人，冤气无处伸告，反而会伤了和气。其后圣旨下达，为了警醒罪犯，以后犯人都要由官府详加审讯，不能再轻易释放，以免坏了朝纲法度，那些犯人习惯了，以后也就不怕法治了。（《元典章刑制典章三十九》刑部卷之一）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元刊本之影印本。（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史册一页的元朝风采
元人叶子奇在《草木子》中说：“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矣！”自从元世祖忽必烈统一天下，天下泰平六七十年。元朝刑罚宽仁，赋税轻薄，子民生有所养，死有所葬，即使旅行万里，也像住宿在自己家一样，真是太平盛世。
《纪文･上大司农陈素庵书》中，谈迁说到：“自唐以来，江南号为殷富。宋时亩税一斗；元有天下，令田税无过亩三升，吴民大乐业，元统、至元之间，吴中富盛闻天下。自明初没入张氏故臣及土豪田，按其私租籍征之，亩至八斗，而民始困。盖吴中之民，莫乐于元，莫困于明，非治有升降，田赋轻重使然也。”
也就是说，自唐朝以来，江南百姓殷实富足。宋朝时期，一亩田征税一斗；元朝时，一亩田征税不过三升。所以元朝中统、至元年间，吴中一代盛富名闻天下。到明朝初年，一亩田征税八斗。所以，谈迁认为吴中百姓在元朝时最高兴，在明朝时最困窘。
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元朝待民宽仁，对犯人实行轻刑轻罚，取利于民也是最低赋税。
通常，人们对元朝的印象，多认为专制、残暴，但史料记载和世人的印象大相迳庭，或许历史的真貌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笔者并不否认元朝存在的弊政，不过单就刑罚和赋税方面来说，元朝的宽仁，超出世人的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