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我爷爷辈的人把读书人称为“文化人”，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观念里，文化人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天地良心的代表。（绘图：志清/看中国）
小的时候，看到穿中山装，或胸前别支钢笔的人，爷爷会带着羡慕与尊敬的眼神说：“文化人。”父亲没有了羡慕，会带着尊敬的眼神说：“知识分子。”我一直没有思考过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知识分子与文化人之隔
一天，观看新唐人电视台的“今日点击”栏目，主持人石涛先生分析了知识分子与文化人的区别：中共把读书人称作知识分子，是灌输，把人当作桶，土、垃圾等往里装，灌输；文化人是传承，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我想了想，是这么回事，不单单是称呼的不同，内涵、含义都改变了。
几天后的晚上，我阅读《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的第四章“共产邪灵 毁人不倦（下）”，有一段话引起了我的思考：“本书一再强调，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学说、一种社会制度、一个失败了的尝试，它是一个邪灵，其目的是通过毁灭文化、败坏道德来毁灭全人类。只有把握了‘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这一主线，才能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看清邪灵毁灭人类的路线图、计划书、流程表，甚至操作手册。”“究其实质，毁灭真正的传统文化，败坏人的道德，让人反神、变成非人－－这才是共产党万变中的不变。”
我按照“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这条主线去思考，会发现，爷爷辈的人把读书人称为“文化人”，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观念里，文化人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天地良心的代表，眼神里有尊敬与羡慕；到了父亲辈，受中共一系列政治斗争的毒害，天地良心的感受不强烈了，从读书人身上看到的是假、恶、斗，所以接受了中共的“知识分子”称谓；到了我们这一代，尽管从老人们那里还继承点传统文化的皮毛，但是也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去思考文化人与知识分子的不同之处；再到下一代，会发现他（她）们根本不相信这世上还有天地良心的存在，完全是一副反传统、反文化、反天地的模样，好勇斗狠，把黑社会头子当作崇拜的偶像，甚至把住监狱当作光荣的事，把人的生命根本不当回事，甚至含辛茹苦的父母也成了可有可无，把父母当作免费的丫鬟这还是好的，还有更出格的。
变异的知识分子
邻村有个老太太，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儿女成家后，都到外地打工挣钱去了，老太太一人在家。今年的前几天，下小雪的那两天，天气特别冷，第三天，邻居去串门，发现门没开，赶紧找人打开门，发现老太太已经冻死在屋里。在儿女们眼里，挣钱比照顾老母亲还重要。某城市，一个亲生女儿照顾瘫痪在床的老父亲，时间长了心里有怨恨，一天，喂父亲吃了包毒药死去了。
今天儿女们这样的行为在古代都是不肖子孙的行为，是罪恶，会招致恶报的，要被天打五雷轰的。做出这样事的，并不是没读过书，很多都是中共经过思想改造后的知识分子。
短短的几十年，中共就是这样通过摧毁传统文化，一步步败坏人的道德，天地良心的概念越来越淡漠，甚至消失，中国人一步步变成了非人，做了坏事也没有负罪感、内疚感，最后因为罪大恶极被神佛销毁，多可怕啊！
怀持良心的文化人
古代的文化人正好相反，他们有心法的约束，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在道德上有更高的标准与追求。比如，《岳阳楼记》的作者范仲淹，无论被皇帝重用，还是被贬官，总是心系老百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做了很多行善积德的好事，不仅自己得善终，而且福荫儿孙后代。有句话“富不过三代”，而范氏家族兴旺了八代，今天还有范氏后代。
民国时期的文人们更是表现出了自己的铮铮风骨。梅贻琦，一位被清华人誉为是“终身校长”的谦谦君子。1955年11月，梅贻琦从美国回到台湾考察创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及台湾清华大学，由于他掌握着数额巨大的清华基金，所以台湾的各县长、市长纷纷接近他，企图趁机捞一把油水。可是他们哪里知道，此时的梅贻琦却因为经济拮据，不得不将已62岁的太太韩咏华留在纽约依靠打工独自生活，自己只身一人赴台。当有人告诉梅贻琦“师母在那边生活太苦，必须设法给师母汇钱，或接她来台湾”时，梅贻琦说自己在台薪金微薄，无法汇钱照料。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大医院，享年73岁。梅贻琦生前随身携带一个手提皮包，住院后一直放在床下一个较为隐秘的地方。两星期后，在各方人士监督下秘书将皮包启封。当包打开时所有人都口瞪目呆。原来里面装的是清华基金帐目，一笔笔清清楚楚地列着。睹物思人，在场者无不落泪。
这就是讲天地良心的“文化人”的真实写照。有天地良心在，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环境、地位都难改其志。
拥护中共的知识分子
中共的知识分子就不同，没有了天地良心，就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说了。郭沫若在五十年代曾讲过：过去学的传统文化在今天没有一点用，还要重新学才能跟上时代。重新学啥？被中共灌输假、恶、斗的党文化。你不这样做，就会被中共视为阶级敌人，打倒批臭，甚至被虐杀。
2007年，在公交车上遇到一位五十多岁的知识分子，他自我介绍在某市委党校当教师，他大谈中共的政策如何好，然后话题一转：老百姓的生活这么好，上什么访啊？给国家添乱，影响国家这难得的稳定局面。他一下车，有人马上说：“狗腿子。”
我的大学同学和大学老师也有在中央党校工作的，他们很少在微信朋友圈发文章，一发文章都是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之类的文章。难得聚会，见上一面，只要一谈到中共如何邪恶，如何耍流氓，马上就拍桌子瞪眼，开骂：“你忘本”、“谁给你发的工资养活一家老小”、“吃水忘了挖井人”等，可是他们的儿女上的大学却不是北大、清华，而是美国的大学。那时候他们也忘记了所谓的“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忘记了“国外的反华势力”等。
一旦披上了“知识分子”的外衣，就意味着大陆的读书人已经沦落为中共用来装潢门面，宣扬伟光正的工具。在迫害法轮功中，表现的尤为明显。按正常的思维，人的认识有个过程，中共说法轮功不好，读书人要去独立思考对与错，看看《转法轮》（法轮功的主要著作）里讲了什么，中共的迫害有没有理由，但是中共的知识分子不是这样，如科痞何祚庥，再次看到了政治投机，捞取政治资本的机会，信口雌黄的在北京电视台和《青少年博览》杂志上污蔑法轮功，靠谎言起家与维持生存的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罗京、方静、天安门自焚的制片人陈虻等传播谎言，鼓动仇恨，使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残酷程度步步升级，甚至陈虻在海外公开宣称：共产党给我钱，我就给共产党干。从中能看到人的天地良心与读书人的铮铮风骨吗？中共通过所谓的共产主义学说已经把中国人拖向了地狱的深渊。中国人深受其害。
中共在海外动员群众反制异议者，就是要达到骚扰，甚至是威吓的目的。（摄影：Abraham Chuang／上报）
天理昭昭恶报显
讲天地良心的文人们得到的是福报，不讲天地良心的中共知识分子得到的只能是恶报，这是天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罗京、陈虻、方静四十多岁得癌症死亡，那些依靠迫害法轮功得到高官厚禄的人，今天中共当局反腐形势下，纷纷落马，或被判刑，或在审查期间得癌症死亡，或自杀身亡，这正是中共想看到的，让中国人，甚至全世界人都在恶报中灭亡。
看上去是称谓的不同，实际上是对传统文化的变相摧毁与破坏，最终破坏掉的是人的善念与良知。有人说，中共不是在大力建庙宇，学生课本加大古诗词数量，在海外大建孔子学院，国内大演古装戏吗？正如《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所讲的，这是离开水的鱼，对传统文化的变相糟蹋与破坏，对人心的破坏更可怕，中共的用心更险恶。寺庙道观成了乱发“信仰财”的地方，方丈做起了CEO，寺庙也要打包上市，里面的和尚还有政治地位呢，科级、局级，还发工资配小车呢，据报导西安一个老板手里有七、八个庙，一年收入几千万。
中共只要存活一天，它变着法子害人的目的就不会改变。“邃古之初，当神创造神州大地的时候，就已经埋藏下了未来危机中的转机，绝境中的希望。末世大劫之前，能否读懂天机、听懂神言，关乎每个人的命运和未来。”（《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走回传统文化之路，解体中共魔鬼，恢复传统文化，就是中国人的出路。
这是每个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人最明智的选择。要福报，还是恶报，就在自己的一念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