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还一再说，美国这个国家很值得研究，她的制度和价值观是植根于人心的。（AFP/AFP/Getty Images）
在赵紫阳百年诞辰之际，纽约时报特地发表赵紫阳挚友宗凤鸣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单少杰教授的访谈记录，谈赵紫阳的政治思想遗产，以及赵亲身经历的许多史实。
据纽约时报介绍说：宗凤鸣（1920～2010）与赵紫阳（1919～2005）是生前挚友。两人同于1938年加入中共，同在中共冀鲁豫根据地担任县委书记，一同经历了抗日战争和第二次国共战争。八十年代，宗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该研究会的第一位主任就是时任国家总理的赵紫阳。
赵紫阳因“六四”下台后，宗凤鸣在赵遭软禁的十余年间，与之进行过上百次谈话。宗凤鸣记录下老战友的多次谈话，并汇集成书：《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单少杰深得宗凤鸣信任，而较早读到了该书原稿；并应后者诚邀，就上述书稿写出了一本解读性论着，即《中国改革模式：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在赵紫阳诞辰100周年之际，单少杰决定将该访谈拿出发表。
邓小平最终维持江李体制不变
在访谈中，宗凤鸣谈到赵紫阳因六四而下台后，邓小平并不满意当时的江李体制，邓小平甚至还指出，赵紫阳主持中央工作的那几年，中国经济是上了一个台阶的；又说赵紫阳所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于是，社会上有传言，说邓小平又要启用赵紫阳了。
对于这种传言，赵紫阳很肯定地对宗凤鸣说：这是不可能的事。邓虽然对这个江李领导班子不满意，但为了“六四”，考虑来考虑去，还是觉着维持江李体制不变为好。邓小平的信条，是党的领导权绝对不能动摇，是党的权力绝对不能分享。这怎么能使中国转向民主政治呢？宗凤鸣认为，赵紫阳执政是有理念的。他的执政理念，就是一心一意地要把中国转变成一个民主与法治的国家。就是在批判他的大会上，赵紫阳还声称：民主是世界潮流，我们不高举，就会被别人夺去。
宗凤鸣说：赵紫阳在最后一次同我谈话时，也是在他病重时，还在考虑中国与世界的发展方向问题，以及发展道路问题。他对我说：中国应朝社会民主党所主张的方向发展，世界各国应制定共同的社会发展指标，以取代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之争。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很有历史责任感的人。此后不久，他就住院了，再也没有出院，真是壮志未酬，抱憾终身啊！
赵紫阳曾深度思考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赵紫阳有一个要把中国领到民主世界潮流之中的目标，但在经历了一系列困难曲折后并未成功。赵紫阳告诉宗凤鸣说，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就必须说服邓小平，必须得到他的支持。当时我也的确说服了他，获得了他的同意，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但重大事情还是邓小平说了算，还得由他“垂帘听政”。
赵紫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路是有一套设计方案的。这套设计方案在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一书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述，概括起来说，就是先党内后党外，先高层后基层，从党中央开始，并且首先从他自己做起，有序稳妥地进行，不能一步到位，否则也会发生社会变乱。
紫阳认为，要想有序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应该先从扩大党内民主做起；而要想扩大党内民主，就应该先从党的最高层做起。他提出，应该改变过去那种一切重大决策都由中央常委会决定的例行做法。他在第十三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例会上，主持制定出中央会议议事规则，规定一切重大决策都必须提交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投票表决，少数服从多数。
他在此之前还提出，在党的最高层不设总书记，实行中央常委轮流坐庄，一人一票。紫阳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防止党的最高领导人走上个人专政的道路，防止他包办一切、个人决定重大问题。
不贪恋权力 赵紫阳力图扩大社会民主
宗凤鸣说：紫阳这个人我是知道的，一向不贪恋权力，不突出个人，能够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制度框架内，甘愿接受党组织约束。他曾说过，要靠制度不靠人，制度比人重要。
“在紫阳看来，不仅要扩大党内民主，还要扩大社会民主；而要扩大社会民主，就必须改变执政党包揽一切的做法，必须实行党政分开。他提出，在中央政府各部委中不设党组，在各级党委中不设对口部门，在工矿、企业、学校等基层单位中不设党的专职队伍。他特别强调，绝不能让各级党的第一把手当太上皇。
赵紫阳还提出，必须发挥各种社会组织作用，实行村民自治、工人自治（加强工会监督作用），让群众自己管理自己；必须保障人民的公民权利，给人民以言论自由。
宗凤鸣认为：赵紫阳之所以能够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上提出一系列很好的主张，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的纷争，冲破了“主义”的界限，从而能够从一个很高的角度来审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
宗凤鸣还指出：在究竟怎么实施这些主张时，紫阳还是比较谨慎的。他说，我们既不能搞经济上的乌托邦，也不能搞政治上的乌托邦，当代中国政治改革应该走渐进的道路。
宗凤鸣还强调：邓赵两人搞改革的价值取向是很不同的，邓小平搞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要巩固执政党的领导，赵紫阳搞改革的目的是要改变执政党垄断一切的状况，也就是要削弱执政党对整个国家的控制权，要更新改造这个党，从而使中国走上民主与法治的道路。
宗凤鸣认为：紫阳是一个历史性的人物，也是一个从世界新潮流中涌现出来的人物，有着很开阔的视野，不只是关注中国问题，还关注国际问题，常常能将中国问题放到国际大背景下来思考。他晚年就很关注全球化问题。
“在紫阳看来，全球化浪潮不只是要波及各国的经济领域，还要波及各国的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不只是要把各国纳入到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还要把各国纳入到全球现代文明体系中。因此，中国在面对全球化浪潮时，不能只顾及经济层面的影响，还应顾及政治层面和其他层面的影响，不能只是讲要与世界发达经济接轨，还应讲要与世界先进文明接轨。”
宗凤鸣：紫阳不只一次地对我说，“中国不转向民主政治，是违背世界潮流的，是违背人心的。”他还说，“民主的旗帜，我们党不去高举，就会被别人夺去”；“我们迟早要走这一条路，我们与其被动地走，不如自觉地走。”
宗凤鸣：紫阳还一再对我说，美国这个国家很值得研究。她的制度和价值观是植根于人心的，因而能很好地发挥公民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能很好地发挥社会组织对国家权力的监督作用。因此紫阳说，从国际范围来看，美国才是“三个代表”。虽然美国所推行的对外政策也是以维护本国利益为出发点的，但她所倡导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有利。因此这个世界由美国来主导要比由其他国家来主导好些。
在中美关系上，紫阳指出他与邓小平的不同之处：邓小平认为，中国只有跟美国搞好关系，才能发展好经济。但紫阳认为，中国要同美国搞好关系，就要改善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形象，因为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美国人民，都对人权问题以及专制问题非常敏感。
作为这一谈话参加者，单少杰指出：赵紫阳晚年思想是相当彻底的，以至于无所畏惧，既不怕别人指责他搞资本主义，也不怕别人指责他是卖国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