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所以在香港和台湾问题上一再误判民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既有的信息渠道被一批固定的利益共同体把持。(图片来源：蒋银珊／资料照片／上报）
【看中国2020年1月19日讯】台湾2020大选，蔡英文以史上最高票数连任，结果震撼。蔡英文从前年底的颓势，到现在连任，看似“神奇逆转”，其实早在香港发生“逃犯条例事件”之后就大局已定。
在临近大选前，中国当然不会愚蠢到以为韩国瑜还有希望，但恐怕也没有想到输这么多。中国官方新华社通稿在第一时间，只报导了“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束”，连蔡英文当选也不提。后来第二次通稿时，终于报导蔡英文当选连任，但对蔡英文史无前例的优势依然不发一言。
此后，国台办老调重弹，重复“我们对台大政方针是一贯的，明确的，……”。新华社指责“外部势力”，强调选举“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暗黑力量的操控，但两岸关系发展基本格局不会因选举改变，大陆仍牢牢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主动权。”
这些八股式的“通稿”凸显了中国宣传的尴尬。可想而知，对韩国瑜输得这么惨，中国始料不及，缺乏准备。
这种情况不是第一次发生。事实上，中国常常误判香港和台湾的民意。就在不久前，香港区议会选举，反对派获得压倒性胜利，同样令中国惊异。据说，媒体早就准备好“建制派大胜，止暴制乱得到广大香港市民支持”之类的通稿。最后结果与预期差异之大，令媒体毫无准备，以致连选举结果也不报导。
说起来，其实在前年台湾九合一选举后，习近平推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很大原因也是基于对台湾民情的误判。那次选举中，国民党（和韩国瑜）的大捷令中国冲昏头脑，以为民进党真的不堪一击，以为经济制裁大棒真的有效，以为台湾人心思变，有条件促统，这才会推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结果让蔡英文“捡到枪”，成为逆转的起点。
对香港和台湾都一再误判
对那次选举民情的误判，同样让中国以为韩国瑜“台湾无敌”，奇货可居，重点投资。结果再次低估了台湾民主的成熟度。民粹式的“韩流”没有这么厉害，虽然巩固了一些票数，但推走了更多票数。
中国之所以在香港和台湾问题上一再误判民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既有的信息渠道被一批固定的利益共同体把持。信息经过层层筛选和专家分析解读后，再写成内参报告，已面目全非。这即有报喜不报忧的官场陋习，也有共同体的惯性思维的影响。
台湾选举后中方的反应中，除了官方反应之外，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民间舆论场的动向。
选举结果刚出来就掀起中国舆论场的巨大风暴。前年国民党在九合一选举大胜后，中国官方媒体常年报导，韩国瑜和国民党如何了得，蔡英文和民进党如何不济，令相当多的中国网民相信，韩国瑜会在这次选举中获胜（甚至大胜），没有多少人预料到，输得这么惨。
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在选后不久就发社论《莫张狂应是蔡英文和民进党的座右铭》，强调“蔡英文当局能够骗取一些选票维持其政权，但却无法将台湾社会真正绑到“台独”的战车上去。事实上台湾社会已经形成“不能独”的集体意识和情商。”
胡锡进大概想不到，一向带动风向得心应手的社论，这次竟然在微博上遭到一致怒骂和嘲笑。网民纷纷指责中国政府错判台湾民情。
有人认为台湾选举结果给中国政府“打脸啪啪响”。有人认为“这些话连自己也不信吧？”有人指责中国政府“粉饰太平”。有人怒骂国台办和环球时报自欺欺人，把自己人也骗得团团转。
胡锡进连发两篇长文
除了指责“自欺欺人”之外，更重要是“以后怎么办”。有人认为中国应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有人认为不要再给台湾“让利”；但更多人认为中国应该更强硬地准备“武统”（在信息过滤下，中国网民用“梧桐”一词）。
面对高涨的民族主义压力，久战沙场的胡锡进也不得不连发两篇长文回应。一篇是《武力统一意味着巨大代价》。不到24小时再发一文，继续辩解“为何中国不能和美国摊牌”。但这些长文都无法止住反对声言。最后，中国不得不出动最拿手的一招——封杀了事，不少“大V”被删帖。
很多台湾人以为，中国人是一言堂，中国政府鹰派当道，善于鼓动民族主义等等。这次舆论场的反应很大程度上颠覆了这种相对简单的认识。
首先，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中国人中存在各种声音，只是通过不同的途径，很多声音被“灭声”了，以致看起来只用一个声言说话。
具体而言，途径有几种。第一，大部分与政府不一的意见都无法在传统媒体上发表，近年来更是如此，能发表的都是政府认可的意见。第二，很多人被视为“异见分子”，通过自媒体等方式发表不同意见后被当局“控制”，不能发声。第三，很多在自媒体发表的不同意见，“危害程度”没有到“反党反革命”的程度，我称之为“轻度不满”，政府最后一封了之，事后这些声言自然也看不到。
值得指出的还有第四点，很多外媒在报导中国民间声音的时候，往往注重两种声音。一种是中国人“支持政府”，用以论证整个中国陷入一种狂热；一种是“反对政府”的异见人士，用以论证中国政府“打压异己”，这常常给人一种“异议人士”只是“极少数”的感觉。
这些报导不能说错，但经常忽略了那些存在于非常多的中国人心中那种“轻度不满”。“轻度不满”不至于“颠覆国家”那么严重，而且人数众多，当局也不可能都严厉处置。这些存在于大部分人中的“轻度不满”，迸发出来是股巨大的力量，令中国政府不敢忽略。这次舆情事件就是“轻度不满”的集中体现。
其次，外界经常认为中国鹰派当道，这种认识也不全面。这次看到，一直被很多人认为是“鹰派”的胡锡进就表现出“温和派”的一面，令不少人大吃一惊。
其实，胡锡进是中共的“叼盘狗”，主人指哪儿，他就向哪儿扑。他是一个舆论操控手，自己本身倒未必这么鹰派。
中国要的是“受控制的民族主义”
在去年八月，环球时报记者在香港机场被打，胡先是挑起大陆对香港人的反感情绪，把“止暴制乱”的舆论带起来后，又调转头来亲自到香港，在香港节目上说香港的好话。可见一斑。
实际上，中国政府对民族主义的态度是两面的。一方面，中国长期靠民族主义论证执政合法性，又用民族主义煽动的“民意”，对抗西方国家对中国政府的压力（诸如“西方国家不是说民主吗？中国的民意就这样。”）
但另一方面，中国又很担心，“过分”的民族主义会给自己的执政带来麻烦。于是必须加以“控制”。比如，中国现在绝口不提俄罗斯“掠夺中国领土”（六七八十年代这种言论汗牛充栋）。这次民意要求中国“梧桐”，中国明知（至少在现时）不可行，于是无论“统一”在中国话语中多理直气壮，也必须派胡锡进降温。
因此，中国要的是一套“受控制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对中共来说，更多是工具，而不光是目标。“操控”才是中共的首要目标。
换言之，中国人不但要“爱国”，连“爱国”爱到什么程度，也必须由中共说了算。
外间应该透过重重迷雾看到这种本质。
最后，中国控制言论有软的一手，有硬的一手。
软的一手，就是派人“带节奏”。胡锡进就是最重要的人。胡锡进屹立在中国舆论场十多年不倒，自然有其独到的功夫。他操控舆论主要有两种理论，一套是自己发明的“复杂中国”理论，一套是其能灵活运用的“大棋派”理论。
“复杂中国”论主要用在国内，要旨是中共永远是对的：好事发生了，就是中共做得好；坏事发生了，就是“中国太复杂，急不得，要慢慢来，已经做得很好了”。
“大棋派”理论主要用在国际事务，用中国共产党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解释时事。发生对中国有利的事，就是棋下得“好”；发生对中国不好的事，就是“中国有很大的后着，在下一盘大棋，庸手看不懂”。总之，中国永远神机妙算，永远运筹帷幄。
无论“复杂中国论”还是“大棋论”都是中共擅长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诡辩术，总之就是好事是好事，坏事变好事。两者结合，相得益彰，天下无敌。
虽然胡总编功力深厚，但“软的一手”的其能力不是无限的。这次台湾选举，胡锡进也难以“忽悠”。于是不得不使出“硬的一手”，直接消声。
中国直接消声能多有效？可以说，对少数人的态度激烈的言论很有效，但对那种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轻微不满”，效果就不见得这么好。于是，这类言论对推动中国政府的压力反而更大，有时候，中国也不得不应对。
在香港区议会选举后不久，中国就更换了中联办主任。这次台湾总统选举后，对台办系统如果有人要“人头落地”，也不奇怪。若真的如此，大概要认识到，这样做不仅存在“龙颜大怒”的因素，要应对这种群众压力也是重要原因。
(原标题：韩国瑜大败 中共令舆论场“武统”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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