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人员在台北桃园机场空桥门口收取旅客入境健康声明卡。 （图片来源：朱沛雄摄/自由时报）
【看中国2020年2月24日讯】现在想起来，这应该是我人生20多年来，第一次没有在湖北家乡和家人一起度过农历新年。
去年12月的末尾，我还在台北，正忙着准备几门课程的期末报告。那时我第一次看到武汉发现“疑似SARS病毒”的消息，因为家乡离武汉很近，自己也早早预定了过年回家的机票，我对这类消息尤为敏感。
17年前“非典”（中国称SARS为“非典型肺炎”)肆虐的时候，我还在上小学，记得有一天放学，父母急匆匆地接我回家，说现在出现了一个传染性很强的病毒，让我不要在外面乱跑。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学校的老师都会不厌其烦地给班上的同学测量体温并一一记录。当时关于“非典”的记忆大概就是这些，后来我接触到更多非典时期的报导和记录，对这场给无数家庭带来巨大伤痛的灾难才有了更深的认识。
“武汉”和“SARS”这两个词出现在一起，我本能地提高了警觉，开始有意识地关注这一事件。很快，武汉警察发布公告，称此前流传的微信对话截图提到的疫情系“谣言”，传播“谣言”的8人也已被处理。后来，官方承认了新型病毒的存在，但表示“可防可控”、“未发现人传人”。一些科研机构也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对新出现的病毒的基因测序，并研发出可供检测病毒的试剂盒。一段时间内，武汉都没有出现新增病例，早期确诊的患者中也传出了痊愈出院的消息。
返乡过年那天：官方疫情说法突然转变
看上去，事情在朝向好的方向，至少是可控制的方向发展。尽管对于一些讯息的可信度存疑，期间还出现了病毒“出国不出市”的魔幻情形，但根据当时已有的讯息判断，我还是选择按照原定计划回湖北过年。回家前，我和父母通话，提到武汉出现的新型病毒，提醒他们注意防范。他们告诉我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但认为“应该还好”。
出发当天是1月20号，正好是疫情形势的转折点，官方对于疫情报导的口径也开始发生变化。当天我去药局买了口罩，前往机场的路途中，我在手机上不断刷新着疫情的最新动态。那一天，曾经抗击“非典”、颇具公信力的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在接受央视主持人白岩松采访时，明确表示新型病毒能够人传人。同样是在当天，全国其他地区的新型肺炎病例也开始涌现。看到这些，我意识到疫情比我想像的更严重。
候机室里，前往武汉旅客中有不少也带上了口罩，几个旅客在低声谈论着不同规格口罩的防护效果。等待登机的过程中，我不时用手调整口罩的位置，试图让口罩和面部更加贴合。
终于，飞机载着我们在武汉天河机场降落。天河机场一如往常，机场的工作人员和旅客们来来往往，但只有很少的人戴着口罩。我急匆匆取了行李，乘上了早先预约的车辆，径直向我家所在的城市驶去。司机一边开车，一边用手机开着外放和微信群里的同事聊天。聊了些工作上的琐事之后，有人说道：“今天去买了口罩，我和老板说要好一点的，”司机笑着回复：“你们别吓我，我现在也有点怕了。”
回到家之前，我就做好了整个假期不出门的打算。此后的几天，我都待在家里，一面关注着疫情的动态，一面在网上为家人采购一些防护和消毒用品。这时的医用口罩和N95口罩都很难买到了，主要的几家电商要嘛是没有库存、要嘛春节过后才能发货，好不容易发现一家电商还有剩余的口罩，下单之后再去看，页面也已经变成了缺货状态。
当时我所在的城市还没有爆出疫情，但考虑到这座城市和武汉的距离以及人员流动的密集程度，出现确诊病例也只是时间问题。我反复提醒父母疫情形势严峻，不要外出、勤洗手，必须出门时一定要戴口罩，同时试图劝说他们今年过年就不要和亲戚走动了，通过微信、电话拜年来减少感染风险。前面的几点他们没什么意见，但不去拜年这点他们起初并不太能接受。老一辈人对于过年有着特殊的执念，一位在北京上学的朋友告诉我，本来因为疫情不打算回家过年了，但耐不住父母的反复劝说，最终还是坐上了途经武汉的返乡高铁。
武汉封城反映疫情严峻，提早规划返校班机
在家的几天，每天睁开眼睛，看到的都是病例和被感染城市增加的消息，实在让人忧心。而1月22日武汉“封城”的消息也给我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封锁一座千万人口城市的行为是史无前例的，这也更加印证了当前的疫情形势已经刻不容缓。对我个人而言，武汉“封城”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武汉开往台北的航班取消，我必须考虑重新规划返程的行程了。
当天下午，学校的陆生微信群传出了台湾开始禁止武汉户籍人士入境的消息，我也开始担心，如果疫情进一步发展，这一禁令的范围会扩展到湖北的其他城市，而且有很大可能无法在短期内解除。又考虑到“封城”带来的出行限制可能还会继续增加，我开始计划提前返回台北。由于距离最近的武汉机场已经无法使用，我在与湖北相邻的江西找到一班在第二天开往台北的航班。
父母对于我提前返校的态度有些纠结，一方面，我这次回家才3天，而且马上就要在除夕离开，多少有些不舍，但他们也知道，如果不及早出发，之后的变数只会更大。这期间，我和另一个本市的陆生B同学讨论了下这件事，他考虑了一会后，也决定第二天返回台湾。听说有同学和我一起返台，父母也安心了些，开始帮我收拾行李。
我和B同学约了第二天早上在小区门口碰面，由他父母开车带我们前往南昌的机场。出门前，我提醒父母在家要注意身体、小心防范，他们点着头，拎着我的行李，执意送我到小区门口。坐上车，我和父母挥手告别，汽车便向江西驶去。
遇到中国车辆管制、台湾入境禁令
航班的出发时间其实是晚上，但同学B的父亲不知从哪里听说了江西开始对湖北车辆进行管制。虽然当时的官方公告中并没有出现此类限制，但还是抱着“宁可信其有”的心态，决定带我们提早出发，这样即使遇到突发状况，还可以再考虑其他路线。
车辆快要驶离市区时，执勤的交警将我们拦下，一一测量体温，确认温度正常后，挥手示意我们可以离开。之后的路途都很顺利，但我和B同学心情都有些沉重，一路上很少交谈，看着手机银幕上不断上升的确诊数字，我们只能隔着口罩相视苦笑。
和几天前在武汉机场见到的情景完全不同，南昌机场的工作人员都戴上了口罩，进入机场时，我们被再次要求检查体温，航站楼的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如有发烧、咳嗽等不适症状，请立即告知机场关务人员”。
我们到的实在太早，离航班报到还有好几个小时。等候的这段时间，我时不时刷新着台湾移民署的网站，生怕又突然增加了新的限制来台的城市。后来，在陆生群里看到有同学说咨询过移民署，“陆生就学”不受此前禁令的影响。虽然还没看到官方文件，我悬着的心也多少安稳了些。B同学看到这则消息，有点犹豫要不要退票回家，年后再回学校。但疫情的后续形势难以估计，谁也不知道政策会不会又发生变化，只能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终于等到报到的时间，地勤人员看到我们的入台证上的居住地后，叫来了一位主管模样的女士，请她来判断我们能否登机。主管告诉我们，目前我们的居住地已经被加入到了禁止入境的城市中，“陆生就学”虽然不受禁令影响，但为了小心起见，她需要联系上级部门进行确认，让我们在一旁等候。
搭乘这趟航班的旅客不多，其他旅客都已经领好登机牌进候机室了，只剩下我们站在柜台旁边。机场保安走过来，提醒我们所剩时间不多，催促我们快一点进候机室。我也开始担忧，难道入境规定又出现了什么新变化？好在地勤人员随后收到了确认的电话，很快帮我们办好了登机手续。
坐上飞机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外面下着雨，水滴敲打在玻璃窗上。往外看去，只有漆黑模糊的一片。远处，一束亮光划过，火花在天空四散开来，想起此前在家乡度过的除夕夜晚，也有总有烟火从城市的各个角落升空、绽放。可能实在是太饿了，当天的飞机餐吃起来格外的可口和满足。
自我隔离，情绪回稳
下飞机后，回收申报表单的工作人员看到我勾选了武汉的旅游史，发给我一张“防范新型冠状病毒”的注意事项，提醒我14天内如果出现不适症状需要按指示就医。回宿舍的途中，我才考虑到住宿的问题，当时对于无症状者并没有隔离要求，但我住的宿舍还有其他室友，找一个单人间自我隔离14天还是更妥当的选择。
到宿舍时已经很晚了，和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后，他们答应在第二天早上帮我安置房间。当晚我找了一间附近的酒店暂住，和父母报完平安，我简单收拾了下便倒在床上沉沉睡去，结束了这段匆忙胶着、但也算是有惊无险的除夕之旅。
目前隔离期已经过半，自己的情绪也慢慢平稳下来。隔离的生活多少会有些不便，但我已经算很幸运了，在更严格的入境禁令出台前回到了台湾，接触到的工作人员都很友善，老师同学也都很关心自己的状况。
近期的疫情形势愈来愈严峻，关于疫情的新闻一个接着一个，感染的地点、人数爆发式地上升，而政府、慈善机构在疫情的应对上问题层出不穷，防疫的局势实在很让人担心。不过看到很多民间力量在自发组织捐助调配医疗资源、宣导防范措施，医疗工作者在高负荷下继续坚守在一线对抗疫情 ，以及不少记者仍选择深入疫区调查、向公众传播关于疫情的真实情况，我也又多了一点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