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四害运动中的大战麻雀。（网络图片）
在我经历过的相当多的群众运动（不是锻练身体的“运动”）中，几乎都出现过一些小花絮，它们时不时的就让我想起来了……
1、麻雀疲劳战
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曾参与过许多群众运动，其中除四害运动中的大战麻雀还记忆犹新。
上个世纪中叶的一个星期天，我们学院组织全院师生响应西安市政府的号召，和全市人民群众统一行动，开展了对麻雀的歼灭战。其战术是在校园内及院外附近周边空地按照一定距离布满人，大家手拿各种能敲得响的器物，只要看见麻雀就不断地敲响，同时口中不停地大声喊叫，来吓唬麻雀让它们到处不停地飞，不让它们有停下的机会，让麻雀疲于奔命，直至飞不动累死，以此法来除掉麻雀。
那天早饭后，全院师生员工就按照事先布置好的阵势，各就各位站好。我记得在大家进入“阵地”时，在校园里还能看见不少麻雀和其他飞鸟，有的在树上，有的在房顶上，有的在电线上，有的在空中盘旋，还有的在地上蹦跳，还能听到叽叽喳喳的叫声。后来响声四起，麻雀们就惊慌逃窜，漫天飞舞。大战麻雀那场面真是热闹非凡，锣鼓喧天，人声鼎沸，还夹杂着敲打各种响器之声，这些杂音噪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
麻雀疲劳战还真的挺灵，过了一段时间，不少麻雀便先后摔落在地上，一命呜呼，有的落地后挣扎了一会还是断了气。随着时间的推移，麻雀越来越少。到了下午，校园内的响声只是偶尔能听到，也就是说在我院负责的范围内麻雀基本上绝迹了，不仅是麻雀，什么飞鸟都不见了。鸟语花香的校园，只剩下一点花儿了。
再说说那天消灭麻雀的人们，也不比麻雀轻松，大家一直站立在岗位上，只能偶尔蹲一蹲，或席地而坐一小会，敲喊之声虽然时断时续，但是神经始终绷得很紧，一天下来，头昏脑涨，口干舌燥，手臂酸软，腰酸腿疼。中午只能吃点干粮，喝点白开水。最艰苦的是待在屋顶上的人。我们学院的主要楼房都是多层建筑，屋顶都是红瓦坡顶，他们在坡顶上站着是危险的，站不稳就会滚下去，要小心翼翼地坐在那里，能骑在屋脊上的算是保险一点。建工系的一位男同学临近中午时，一不小心就从屋顶上滚了下去，幸亏大楼旁有个毗连的平顶单层小房，他落在那上面没有被摔死，只是一条腿骨折。
那天直到傍晚才结束了麻雀疲劳战，不能说战果辉煌，也还是捡到了不少死麻雀。
后来，过了一些时候，生物学专家在报纸上为麻雀翻了案，说麻雀不是害虫，就从四害的名单上除掉，把臭虫填补到四害之中。
此事不知摔伤腿的同学有何感想？
如今，每年四月一日，是国际爱鸟日，这算是人类对鸟类的残害的忏悔吧。鸟类在维持自然界生态平衡中是有其一定作用的，它们是人类不可缺少的野生动物，让我们人类给鸟类一点爱心吧。
2、学院大种蔬菜
上个世纪咱们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人祸），我们学院教职员工为了减少饥饿增加点填肚子的东西，就把校园里的花坛等空地，都种上了蔬菜，校园变成了菜园。一位副院长较长时间离开学院外出办事回来，一看校园变了模样，就气不打一处来，立刻召集各系负责人员说：“堂堂高等学府，到处种了白菜萝卜、茄子豆子，像什么话？限你们三天时间，全部给我拔啦，重新恢复原貌，校园就应当是花园。”正当大家拔菜时，院党委下了命令停止，并对那位副院长进行了处分。这样一来，不仅没恢复校园原貌，反而变本加厉，进一步发动群众见缝插针大种蔬菜。
我班团支部书记安排几个戴上了右派帽子的男同学，利用我班专用教室的讲台侧边到窗口的一片地方，抬来一些土并用砖头围砌好，做成了一块菜地，撒下了种子浇了水。种子发了芽之后，他们觉得菜苗生长太慢，于是有一天，他们弄来了大粪，浇了上去。那天早晨同学们进到教室时，室内臭气熏天，无人愿意进去，浇粪的同学笑着进去打开了所有门窗。后来上课铃声响了，大家只好进去。
坐在第一排临近小菜地的几个女同学，捂着鼻子哭笑不得，这时教我们建筑施工的老师进来了，他用眼光扫了一下小菜地，轻微的皱了一下眉，朝同学们点了一下头就开始讲课了。老师轻微的皱眉同学们都看见了，有的窃窃私语，有的偷偷在笑。若是别的老师就会说些什么话，然而这位老师不会，他上课从来都很严肃，没有一点幽默感，但是他讲课有一套技巧，同学们都听得明白记得住。
这堂课这位老师是受害最深的，但他讲的还是很认真。这和他当了右派不无关系。坐在浇了粪的小菜地边上的几个女同学，几乎什么也没听进去，她们说连气都不敢喘，差一点就要憋死。对于教室内种菜的做法，她们当时虽然没说污染空气之类的话，也没有人敢反对，但是，这是她们难忘的一课，在我们毕业后四十余年的那次同学会上她们还提起了这堂闻粪课。
学院大种蔬菜是有点效益的，我们全班同学吃到了一些自己种的菜，还举办了一次南瓜宴，不过，在教室里种的菜却全部没能成活，因为这样做只是符合“见缝插针大种蔬菜”运动的要求，并不符合蔬菜生长的条件。
3、植树节栽树
上个世纪的若干个植树节（3月12日），我们设计院和其他单位一样，都要花半天时间去栽树。我们单位植树的地点，是在城乡结合部的一个山坡上。第一次去那里栽树我就去了。
我们每次带着植树工具去到那个山坡时，已经有我院工人将树苗送到那里，并已用白灰定好树苗们该栽的位置。我们只管挖坑、立树苗、盖土、浇水，完成后就返回，那些树苗的死活就不管了。
记得第三次去植树时，有人问：“这回到哪里去植树？”管事的说：“老地方。”我就不明白了，上次去栽树时，我就发现那片地的面貌毫无改变，还是一片荒山坡，我们重复了第一次的做法又栽上了树苗。这一回又去重复劳动？
果然还是老地方，还是旧貌。我们栽的树到哪里去了呢？我在坡下见到了一个枯瘦如柴的老头，我问他：“老师傅你家住在这附近吗？”他说“是的。”我说：“我们在这片地栽过很多树，怎么只剩下这么几棵了呢？”他说：“你们栽的那些树苗没栽好，过后又不管了，本来这块地就不怎么好，所以就活不了，枯啦，就叫老乡捡去烧火了。”果然如我所想，我们只是走个形式，象征性的植树，所以每年植树节，都去老地方，年年栽树苗，年年不见树。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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