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武汉市的一条街道上居民们排队等候病毒筛检（图片来源：STR/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0年5月18日讯】武汉敲锣女微博上反咬方方，这口瓜可能过于苦涩，大多数人即便是唾弃之余，可能在心底还是很难接受。农夫与蛇的故事，受伤害最大的并不是农夫，而是所有仰赖正常的价值观和道德感存活于世的普通人——人心丧尽、兽性蔓延的那种末世崩塌感，才是真正的致命一击。
敲锣女的算计当然不可谓不精明，毕竟锣已经敲过，母亲业已平安，此处划清敌我界限、顺势加入讨伐方方的正能量大军，正是利益最大化的选择。火线入党、满口预言、卖完中药卖牛奶的院士赚得盆满钵满，几篇日记几句实话就被骂得灰头土脸的作家则惶惶不可终日——傻子都能看得出体制下的舆论取向和利益得失。至于道德上的负罪感，那是对清醒的看客而言。对于没有道德束缚的兽化人而言，这种牵绊并不存在。在攫取私利的道路上，小人永远是元气满满、义正辞严的。
这么说可能略显严厉，但中国人在封闭环境下慢慢养成独步天下的“精致利己主义”却是不争的事实。所谓“精致利己主义”，借用北大钱理群教授的注释就是：世俗、老道，很懂得配合、表演，善于利用体制的力量，最大限度地获取自己的利益。
这种主义最明显的特征有三个。
第一就是完全以利益取舍来决定行为方式。无论是坐在阳台上敲锣为自己公开鸣冤也好，站在红旗丛中对恩公暗地放箭也罢，所有的思维、行为的动机都是从简单的动物利己的本能出发。只要更有利于自己的生存，那不会介意良知正义的损害和毁灭。我以前讲过一个清朝咸丰年间的故事，不堪重税的浙江鄞县的民众为了抗税，公推一个并不相干的读书人周祥千为首暴动，结果在达到目的后，为了免责，他们又出卖周祥千，把他当做背锅侠推出去斩首。事前群情激昂，事后刻薄算计，小人命长君子气短成为一种普遍的生存准则、利益导向。
第二就是价值取向墙头草。历史上大部分处在专制圈养中的中国人其实是不存在所谓价值观的。安全的重复就是他们的价值观。很多人可能在李医生去世那一夜被无数的中国人的怒吼所震撼，以为喝醉多年的人民终于醒了。结果过了两个月，在针对方方的讨伐中才发现，原来这帮人醉的比以前还厉害。事实上，猪挨了鞭子，忍不住也会叫唤两声，但并不代表那是觉醒。给他点饲料，他还是会觉得猪圈是伟大的所在。
第三就是底层互害。因为在阶级固化的社会中，底层社会包括某些自以为良好的中产阶层，利用才智创造财富渠道已经堵死，只能在底层互害模式中完成巧取豪夺。笼子里的猴子知道不可能夺取笼子外面的食物，只能在笼子里面不择手段抢香蕉。所以每逢重大热点事件，你能看到的最激烈的互撕，一定是最不堪的笼中斗——骂境外势力，骂递刀子的……但笼子外面使坏的，谁也不敢说。
很多对国民性悲观绝望的人往往喜欢说中国人是“支性难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如此。中国人虽然经常喜欢自吹自擂，把人类共有的诸如尊老爱幼、扶危济困之类美德标榜成是自己的“传统美德”，但事实上从敲锣与反噬的黑历史上来说，当今之世，论无耻确实没有几个民族能比得上。试问有哪个民族，乐于掘自己真祖宗的坟、传假祖宗的道，敢于摧毁基本人伦鼓励夫妻父子师生告密，长于以近乎种族主义的理论煽动内斗呢。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落后本质是因为愚，其实翻开来看，既愚且坏。而且更多的是坏，是浸入骨髓、灭绝人性的坏。
精致利己主义下的中国人貌似一如既往的不负聪明，但这种滴血的聪明是以社会基础的垮塌为终极代价，善意总被羞辱，良知尽被猥亵。所以事实上从长远看是极其愚蠢的自掘坟墓。这也是中国历史上聪明人遍地，却距离现代文明越来越远的悲剧所在。动物性的撕咬再精巧，也进化不出美丽新世界。这样的民族每年论文占世界一大半，却多是东拼西凑的剽窃；专利占世界一大半，却尽为拿不出手的玩笑。自认为牛逼，却总成笑柄。
但若单是说中国人自甘堕落也不属实——毕竟虽然稀少，但每每至暗时刻，我们还是能够见到勇敢呐喊的人、为民请命的人、奋起反击的人。同样的圈养，总能看出人性尚可期待之处。这大概是我们唯一能给自己的安慰。
上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大肃反的时代，有一个常见的奇景：很多被冤杀的人在被枪决之前，会高呼“斯大林万岁”表忠心——向枪毙他们的仇人喊万岁并不是愚昧所致，而是为了保全尚在的家人。而像武汉敲锣女这样的暗黑投名状，我更希望她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否则，当越来越多人的需要敲锣的时候，谁也救不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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