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8日，80万港人参加“国际人权日游行”。（图片来源：庞大伟/看中国）
【看中国2020年6月9日讯】发生在五月底和六月初的美国民间抗议逐渐趋向平和，和平逐渐占上风而暴力逐渐平息。中共宣传机器或亲共舆论试图把这波美国抗议，与过去一年来的港人抗争扯上，尤其在所谓暴力方面简单等同。透视实际情况对比美港或美中抗议，至少有十大不同。
其一，个别事件与制度争端。美国抗议源于个别事件：一名白人警察因执法不当而导致一名黑人嫌犯死亡。香港抗争源于制度争端：中共推行恶法（《逃犯条例》，试图把非法绑架合法化）；最后又悍然推出另一恶法，所谓港版国安法，彻底砸毁一国两制，公然背信港人、背信英国、背信国际社会。
其二，人性之恶与制度之恶。激发美国抗议的是敏感的种族歧视，是针对残存的人性之恶而非制度之恶。美国制度严禁种族歧视，且有明确处置法规。而在香港，港人争取双普选是追求和捍卫良善制度，抵御中共恶质制度的入侵。在中国，法律不管歧视，而社会普遍存在歧视。中共用制度之恶强化人性之恶。
其三，移民国家与单一民族国家。与很多亚洲国家不同，美国是最大的移民国家，种族多元且混居，多元文化融于一炉，出现种族问题，或者时不时发生种族冲突，可以说在所难免。如日本、韩国那样的单一民族国家，就不存在种族问题。至于中国，少数民族如西藏人、维吾尔人，相对独立地居住于他们的原生地，如果出问题只能来自中共上门惹事；而在广大汉人居住地，就鲜有这类种族问题。
其四，和平抗议与暴力抗议。发生在美国的这波反种族歧视的抗议浪潮很快演变成暴力，有其大背景：除了那名白人警察跪压八分多钟致黑人嫌犯死亡的情节令人怒不可遏；更有大瘟疫的影响因为禁足令，人们已经被憋得太久，亟需发泄，由此找到了一个发泄口；再者，大瘟疫伴生的经济困境，不仅带来大量失业，而且让低收入阶层更为艰困，有人趁机打砸抢。
而在香港，从去年六月开始的大抗争原本和平，无论百万人上街游行、两百万人上街游行，还是八十多万人集会，都以和平开始、以和平落幕。但当警方施展暴力、黑社会发起暴力，即当共产党策动暴力之后，愤怒的港人开始反抗，勇武派登场，他们的“揽炒”（同归于尽）行为实在是逼上梁山，实属正当防卫、自卫还击。
其五，主动暴力与被动暴力。由上可见，从抗议主体而言，香港抗议呈现被动暴力，而美国抗议呈现主动暴力。
其六，新闻自由与舆论控制。发生在美国的抗议，自始至终都在媒体、记者、镁光灯的全方位报道下，使事件得以从不同视角全息呈现，这对抗议者的情绪，是一种有益的释放。而发生在香港的抗争，受到中共官媒的蓄意隐瞒或恶意扭曲，对国内民众不报道，或选择性、扭曲性报道，用假新闻误导视听，反而激发更多愤怒、冲突与仇恨。
其七，司法独立与司法不公。美国民众在抗议，美国司法同时在行动，执法不当的四名警察都受到起诉，进入独立司法程序，抗议民众稍可得到安抚。而在香港，无论黑警作恶还是黑社会施暴，大都被日益不公的香港司法网开一面（少数人受到很迟、很轻微的查处），更不用说中共便衣国安、公安的无恶不作，尽都隐藏在黑幕之后。民众的冤屈得不到声张，民怨与民愤在不同层面上不断积累。
其八，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美国，总统说要派出国民警卫队维持秩序，但遭到部分州长、市长的反对；总统说可能调动军队平息暴力，但国防部长表态不赞同。这里，暂且不论所涉及的各自职权，仅说各自的立场与感受不同就可以作不同选择。正是这样的权力制衡，避免了美国走极端。事态的最终平息，也将是在这样的平衡立场下。而在中国，若发生民众抗议，不仅地方政府不能对中央政府说不，而且，所谓中央政府往往都只有极端手段：镇压，统统镇压，乃至于武力镇压、血腥镇压。
其九，警民互动与官民互动。在美国的这场抗议并不只是黑人的事，许多白人和其他族裔也加入抗议，声援他们所认为的黑人所遭遇的歧视和不公，而警民和官民互动也是另一番场景。按理说，民众抗议，警察维护秩序，官员力保辖区安定，警民之间、官民之间，难免冲突，然而却呈现人性场景：
执勤的警察们单膝下跪，向抗议民众表达支持和致敬；当有白人警察落单，有人想袭击，却有黑人民众群起把他保护在中间；有白人警察拥抱安抚抗议民众，表达对受害黑人的同情，警民甚至抱头痛哭；有人打砸抢，但也有黑人妇女手挽手站在大商场前，阻止抢劫……；官员中，除了与总统不同调的国防部长、州长、市长等，三名美国前总统，不分党派与种族，都公开表达了对抗议民众的声援，也坦率批评了他们所认为的执政当局若干不当的处理手法与说法。尽管，他们的看法也不一定都正确，但至少，畅所欲言。
类似这种充满人性和人情的警民互动和官民互动绝不可能在中国出现，甚至，在曾经是“一国两制”的香港，也愈来愈稀罕。
其十，外国声援与外国干涉。这段时间，英国、德国、加拿大等多国都有民众示威，声援美国民众的示威，但他们并没有被美国政府指控为“外国势力”或“外国干涉”，更没有被贴上“别有用心”、“居心叵测”的标签。可见，美国政府与中共当局在文明、心态、气度上的巨大落差。
民主的美国，犹如健康体，可能遭遇病菌，可能发烧，但这个健康体的免疫体系-民主制度，具有消减病毒、恢复健康的自主功能。极权的中国，犹如癌症体，一旦遭遇病菌袭击，无法承受，也无法消减，只能用极端手段对付，但穷尽所有手段之后，等待这个癌症体的，就只能是死亡。这便可以解释-每当听闻民众抗议，中共领导人就惊恐万状的由来。
换言之，在美国，类似的抗议发生一百次，天也塌不下来；但在中国，类似的抗议只要发生一次，独裁统治者（至少他们自己认为）就可能倒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