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娥蒙冤，身死之后天降三尺飞雪。（视频截图）
今年端午节当天，北京京郊门头沟再现“六月飞雪”。这一罕见的气象从1999年开始至今，几乎每年在中国不同地区都有发生，仅2007年就至少发生过三次（6月20日甘肃降大雪，7月30日北京三环降雪，8月6日北京海淀区降大雪）。2012年7月12日下午2点20分左右，北京东二环保利大厦附近居然下雪了，几分钟后又变成晴天。
难道六月飞雪只是气候反常吗？中国古人讲“天人合一”，天降异象也不是没有原因的。窦娥冤的故事，感天动地，家喻户晓，但是，她的乡亲们为何跟着遭罪，承受三年大旱之苦呢？
“明知窦娥是冤的，却不敢说句公道话，是谓不义”
十三世纪中叶的元朝，民女窦娥自幼丧母，其父窦天章是个穷秀才，因上京赶考没有路费，借了寡妇蔡婆的高利贷，窦娥被迫成为蔡婆家中的童养媳，长大后嫁作蔡家媳妇。不到两年，丈夫就死了。后因无赖张驴儿父子无意间救了蔡婆一命，于是趁机就住进蔡家，并要挟婆媳与他们父子成亲。窦娥坚拒，张驴儿眼见无法得逞，便设计毒害病中的蔡婆，不料阴错阳差毒死了张父。
张驴儿借此要挟窦娥，窦娥不为所动，于是张氏告官诬陷窦娥。昏庸无能的官府不但不能洗清冤情，反而行刑迫害婆媳二人，窦娥虽受万般凌虐坚不就范，却不忍婆婆遭受酷刑，便含冤招认杀人。
行刑当日正值六月酷暑，临刑前，窦娥要监斩官在旗枪上挂上一条白练并对天立誓：一若是我窦娥委实冤枉，刀过处头落，一腔热血休半点儿沾在地下，都飞在白练挂旗上；二若窦娥委实冤枉，身死之后，天降三尺瑞雪，遮掩了窦娥尸首；三是我窦娥死得委实冤枉，从今以后亢旱三年。
那贪官撇嘴摇头连说“愚昧，荒唐”。心想“这六月酷暑怎会下雪？人只见血往下流，我倒要看看血怎么往上飞的？”于是命人拿来三尺白绫挂在高杆上。
刽子手手起刀落之际，窦娥的热血奇迹般地飞溅到悬在半空的白绫之上，竟然一滴也没洒在地上。窦娥人头落地之时，竟真的阴风起、大雪飘。片刻前人还汗流浃背，顷刻间，一个个抱膀缩肩跑回家去，连说怪事、怪事。窦娥死后果真是大旱三年，颗粒无收。当地百姓人人皆知是老天在为窦娥鸣不平。
多年后，窦娥的父亲金榜得中，做了高官。回乡省亲时，重审窦娥一案，为窦娥洗清了冤屈。乡亲们纷纷来看望窦父，说：“我们早知道窦娥是冤枉的，怎奈畏惧贪官的权势，而敢怒不敢言。可是我们又没加害窦娥，为什么要受这三年大旱之苦呢？”
窦父说：“你们明知窦娥是冤的，却不敢说句公道话，是谓不义。更有人相信贪官，认为窦娥真的杀了人，而诬蔑忠良，是谓不仁。老天有眼，没有无妄之灾，天灾人祸就是在惩治不仁不义之徒哪！”
故事启迪后人，人在世间，一定要是非分明，坚持正义，抵制邪恶。很多时候人们认为事情和自己无关，可是那些事情出现时，你听到、遇到时的反应，你在思想中的是非判断，就是对善恶的选择，就会对你产生影响。
百姓听信朝廷谎言，认同迫害，犯下“共业”
谙熟中国历史的梁启超曾说过；“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督师其人也。”袁督师即晚明抗清英雄袁崇焕。
晚明时期，面对清军，大明朝廷束手无策，为应付辽事粮饷，在袁崇焕就任知县前一年向全国紧急加征520万两白银的“辽饷”，相当于全国总赋税三分之一以上，百姓遭横征暴敛之苦。即便这样，也无济于事，努尔哈赤的大清军队锐不可当，覆没了数十万明军。
京中人心惶惶，仅为兵部六品官员的袁崇焕挺身出列，勇担危局，申请带兵五千进驻在山海关北面两百里的宁远。他率军雷厉风行的筑城，城高墙厚，成为关外重镇，把后金重兵挡在山海关外达21年之久。
迎击努尔哈赤的围城大军，取得辽东战场上的首次大捷，再战皇太极大军，取得宁锦大捷。正是袁崇焕的神勇与担当，后人评价他与历史上的岳飞、于谦等并列为名垂青史的爱国将领。
然而在辽东转危为安之际，崇祯皇帝听信了两个从清军逃回的太监密报，将抗清前线总指挥袁崇焕招回北京，下入大牢，罪名是，袁崇焕与清军议和谋叛。对这项指控，朝内大多数大臣不相信，崇祯自己也不能自圆其说。
一场千古奇冤就这样发生了。崇祯皇帝亲自下令处死袁崇焕，而且要处以明朝最重的法外之刑——寸磔，被钦定凌迟碎剐3,600刀。凌迟就是把人绑在柱子上，用刀慢慢割，如果行刑者没刮到次数人就死了，行刑的人还要受处罚。
在行刑台上，袁崇焕念出遗言：“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凌迟过程中，他未发出一声“但求速死”，正气凛然。
袁崇焕在刑场上，被他所保护的北京市民争相咬噬，大约有近万北京人抢到了袁崇焕之肉而生食之，并为此而炫耀。
冤杀袁崇焕，相当比例的官员、百姓，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臣们顺着崇祯皇帝的命令而斥责袁崇焕背叛，更有众多的人不辨是非，不仅连句公道话没有，甚至还去争抢冤者被凌迟的肉身。
大明王朝277年间，共发生近百次流行性疫病，但这些瘟疫，大部分疫情只是局限在州府、县属之地，传染性、烈度都不严重。唯独到了明末，瘟疫的范围、程度在历史上都属于罕见。
古代君王深知君权神授，逢大的灾变罪己自省，同时责令下属官员修省。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七月，陕西大疫。明成祖写下《罪己诏》，诚恳反省为政的过失，并竭力救助灾情。明朝前期、中期的灾情中，民众之间的互助事件非常多，官员的德行仁心，都在史书有所记载。
明朝末年的瘟疫逐渐增多，朝廷按照以往的惯例，同样会问冤狱、请大臣谏直言，崇祯曾六次下“罪己诏”，但是走完形式之后，在现实中却忠奸不分，冤狱不止。到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失德不仁走到了极端。共业之下，必有共罪，这样看来，明朝末年的大瘟疫是偶然吗？难道不是上天对于世间失德的天谴吗？
所谓福祸无门，唯人自招。崇祯十六年二月，鼠疫攻入北京城，“京师大疫，死者无算。”“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有的患者一两天即死；有的早上得病，晚间就死了；有的直接当场“暴毙”。昔日的繁华京都俨然成为一座“死城”。
天不降无妄之灾。天公有眼，人的起心动念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