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运动对知识份子改造的威力在中共历史上空前绝后。（网络图片）
四、右派在改造中仍要比认罪、比检查、比揭发、比检举。这是中共分化瓦解、个个击破惯用的手段，也是将知识份子改造成驯服工具的手段。
中共善用人海战术，搞过“百万雄师过大江”，百万，几百万这是让中共十分在意的数字，毛决不会掉以轻心。右派在改造中，无论在监狱，还是在劳改营，哪怕是在原单位接受监督改造，在右派群体内，仍要比认罪、比检查、比揭发、比检举，让右派和右派厮杀，让右派改造右派。中共用这种方法，打散，进而消灭这支几百万人的庞大队伍，让你不能抱团，让你七零八落，让你饥人抢食。“食”是中共诱惑灵魂的高招，那就是“摘帽”、“返城”、“安排工作”、“提高待遇”，为右派制定的一系列政策。美其名曰：“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给出路。”毛讲的都是谎言，但是迷惑了右派中的绝大多数。这也是中共搞历届整人运动惯用的方法。
李锐女儿李南央的书《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写了她的母亲范元甄的一生，范的一生是蹉跎的一生，也是揭发别人的一生。她在所有政治运动中揭发自己的兄弟姐妹，好朋友，熟人，李锐致命的“攻击”毛主席的话，都是她揭发的。62年7千人大会之后，李锐离婚，本来是要恢复党籍，降为局级使用，就因范元甄的一封长篇检举信，将李锐置于死地。信最后传到邓小平那儿，邓说：“太恶劣，烧掉！”范元甄自己都认为邓是因为她揭发的内容，而不是因为她揭发行为说：“太恶劣了。”文革之后，因范揭发人太多，没有单位接受，拿着副部级工资，仍然在仇恨和咒骂中度日。令女儿南央吃惊的是，母亲揭发父亲，“根本不是因为他们思想不一致，而是她胆小，为保自己出卖了丈夫。”对李南央的书，有一个评论：“范元甄是被党改造好了的知识份子，而李锐是没有被改造好的知识份子。”李锐自己有这样一个总结：“知识份子夫妇，去延安的，大多离了婚。而没有去延安的，大多白头偕老。”反右运动中，造成的离婚案到底有多少？数目会大得惊人。这就是中共改造知识份子力量的体现。
反右运动对知识份子改造的威力在中共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这体现在一些属于右派中的头面人物的身上。20年前，1986年11月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共同发起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是已经是镌刻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事件，10年前，许良英先生纪念反右40周年写的《关于反右运动的片断回忆和思考》，详细记述了这个事件，值得我们很好的回味。
许先生写到“我们发出大约40封信，除费孝通、钱伟长外，都立即回复，而且都充满热情。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回信者有：化学家袁翰青，水利学家黄万里，电影评论家钟惦棐，杂文家曾彦修，翻译家刘尊棋，老报人徐铸成，文学家白桦、陈学昭、邵燕祥，数学家曾肯成，浙江所谓‘沙杨反党集团’骨干孙章录和沙文汉夫人陈修良。有不少我们并没有邀请的右派，也主动来信要求参加会议。有一个原来不知其名的浙江右派，来信教训我，说反右问题中央已有结论，我们只能在此框框内讨论。这种由右派转变的左派，我已见识不少，如丁玲、陈沂、陈涌等，想不到在浙江也冒出了一个。
“12月20日，刘宾雁通知我，说《人民日报》社领导要他不要参与这个会的活动，他只好照办，望我们谅解。12月上旬开始，合肥、武汉、上海、杭州、南京、北京相继出现学生上街要求民主的游行，当局归咎于方励之。听说就在这个时候，钱伟长通过民盟中央把我们寄给他的反右运动历史讨论邀请信送交当局，并附了这样的意见：方励之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指尚未恢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官职），但与他们是不同的。12月30日上午，邓小平召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等人讲话，批评胡耀邦制止学潮不力。当他批评方励之的‘自由化’言论时，赵紫阳插话，说方励之和刘宾雁、王若望要开纪念反右30周年大会（把我误为王若望，把历史学术讨论会误为纪念大会），于是邓说，要把这3人立即开除出党，并说这次钱伟长表现很好，应予重用！不久钱伟长果然当上了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6年岁末，空气非常紧张，仿佛又回到了1957年和1966年，方励之成了宣传工具批判的对象，我们3人发起的会也在内部受到批判。除夕那天，王淦昌先生特地来我家，劝我们在目前情况下不要开这个会。第二天（元旦）一早，我去看刚从合肥回来的方励之，我提出，鉴于目前政局动荡，而对他的谣言太多，无法平心静气地讨论学术问题，原定2月初的会只能推迟，他完全同意。两天后，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向我正式传达党中央将召开这个会定为‘敌我矛盾’，并同时通知各单位，不让接到我们邀请通知的人参加会议。事实上，两天前党组织就已知道我们已决定暂时不开这个会，他们也认为问题已不存在。当时听说，在开除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3人党籍之后，还准备再开除10人，我是首当其冲，固概由于赵紫阳发了慈心，我们得以暂时幸免。”
“半个月后，方励之和刘宾雁先后被开除党籍，官方还向全国印发了供批判用的他们的言论摘编。《刘宾雁言论摘编》中的最后一篇竟是《许良英、刘宾雁、方励之发起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通知全文》，这多少有点冤枉。因为这件事是方励之创议的，通知也是由他执笔；3人的名字排序又以我在先（大概因为我年纪最大，反右时受处分最重，又是对外联系负责人）；而刘宾雁已中途宣布退出。当局张冠李戴，把发起开这个会的帐算在他的头上，实在是没有道理的。显然刘宾雁第二次被开除党籍，主要是为了这件事，他自己当时也是这样说的。可是，他1990年出版的《自传》中，对此事只字不提，未免令人费解。”
据何家栋先生生前讲，刘宾雁90年的自传写于国内，没有交他看过。1957年何家栋因为出版了刘宾雁的文集《本报内部消息》，同时打成右派。我翻看刘先生的90年自传，对这件事也一字未提，可见刘宾雁事过30年还承受着什么样的压力。
50年前的反右运动和今天中国的国家安全
中共军方的《解放军报》4月刊登采访报导，通过一位军事科学院教官和一位武警部队政委的谈话，提出国家安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安全的新安全观。他们强调，西方敌对势力通过文化传播兜售的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等反动思想，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国军队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捍卫国家文化主权。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会长，上将熊光楷5月在《学习时报》发表《信息时代的国家安全》，文中把“寻求非法扩散政治影响的组织或个人”列为对信息时代国家安全的威胁，并称“信息网络的滥用将可能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稳定”。
……到底今天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因素是什么？早在70年代，毛政权请来的一位左翼作家韩素音，已经为中国指出了。她说，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是环境和教育。30几年之后，韩女士的预言成真。
20世纪上半叶的几代知识份子本来是中国现代化的中坚力量，他们被反右摧毁，使得20世纪下半叶出生的人在文化断裂中成长。文革已经无法重新再揪出更多的右派了，但是对老右派却是致命的摧残，很多人死于这个时期，包括枪毙了林昭。文革只能产生几百万红卫兵，红卫兵只能充当批判一切文明的打手。今天聊度余生的右派，都垂垂老矣，现在是红卫兵正在领导我们的国家。林昭的母校，我们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理科系，四年下来还要让学生必修五门政治课，“思修”——思想品德修养，“毛概”——中共思想概论，“马哲”——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邓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马政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文科系还要再加一门“时政”。17大之后会不会再增加一门“科谐”——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呢？背着这样的枷锁，我们怎么能优化我们的知识结构？
中国的高楼以世界不及的速度在拔地而起，中国模仿的低技术含量的产品出口到全世界，中国已经到世界各地开采、收购石油。世界在惊呼：“中国突然无处不在！”中国的军事装备已经向世界显示导弹摧毁卫星的能力。而我们付出的代价是70％的江湖遭到四—五类的中度和重度污染，鱼虾死绝，沿岸到处是癌症村，二分之一以上的城市地下水污染严重；十五个海洋生态监控区中只有两、三个处于健康运行状态；生态系统退化加剧，土壤侵蚀2004年就达到了三百五十万平方公里。二氧化硫排放量早就世界第一，今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也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了。中国国民一半以上看不起病，政府九年义务教育不能完成。到底哪个是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我们有世界人数最多的政党和军队，但是我们没有世界一流的思想家、经济学家、文学家和科学家，因为培养世界一流的老师都被反右扼杀了，现在能够恢复和提高中国人辨别善恶是非能力的社会力量还是太弱了。
物极必反。文革末期中国知识份子的光谱上成长出四五一代，六四出现了89一代，一二九的垂垂老者仍然是呼吁中国民主的领袖。90年代40岁的王小波提出反对愚蠢和无趣。今天更年轻的刘军宁提出“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他呼吁“一切回到人的立场。”被反右运动摧毁的中国知识份子的尊严、理性、自由、和人性正在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