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21年2月24日讯】2020年中国经济的成绩单出来了，虽然2020年遭到了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的打击，但依旧实现了2.3%的经济增长率，其中各省市经济总量和财政能力的数据如下：
2020年中国各省市自治区人均GDP排名（来源：中国各省统计局官方网站）
由上表可以看到以下特征：广东（主要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江苏、浙江、福建四个省GDP合计数字是321997亿元，占全国的321997/1015986=31.69%；四个省的地方财政收入合计是32309亿元，占全国各省市财政收入合计数的32.26%。四个省的常驻人口数字之和是29414万人，占全国的比例仅是21%。
基于这四个省的GDP占全国GDP的比例（31.69%）和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总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32.26%）明显高于四个省人口数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21%），这就让东南沿海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更高，也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这说明东南沿海省份已经完全建立起一种扩张性的经济模式：商品与服务的市场不断向海外和内地扩张，而内部投资活动同步推进，进而又吸引生产要素（主要是人力资源和资本）从其他地区不断流入，这是比较典型的市场行为。此时，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已经不仅仅是有形的生产要素，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来自于无形因素，科技、商业环境、人文环境等无形因素成为竞争优势的一部分，甚至成为主导。
这实际是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核心问题，以往中国各级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规划出了很多工业区，这些工业区在全国可以用遍地开花来形容，但无法保证都能成功，一旦失败就会浪费国家无数的行政与财政资源。最典型的是渤海新区和浦东新区都是国家规划出来的，浦东新区已经具有很高的水平，但渤海新区显然活力不足，而内地的很多工业区已经只能长草，根本问题是在规划过程中忽视了无形要素的作用。而东南沿海各省通过“市场行为”构建出了真正的“工业区”，这些“工业区”显然更具活力，代表了经济发展的方向。
现在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上述四省的GDP占全国的比例（31.69%）已经比四个省的人口占全国的比例（21%）高70%以上，与内地之间以有形与无形方式体现出来的竞争力优势已经明显拉开，企业在这些地区进行投资活动，无论企业的微观环境（比如上下游和服务等）还是宏观环境就具有了天然的优势，就会导致一个必然的结果：包括资本和人力在内的生产要素向东南沿海地区的流动速度加快。
在过去好些年，中央政府为了平滑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不断加大在不发达地区的投资，这些地区主要是北方和边远地区，这就在本地创造了需求，改善了当地企业的生存环境，也增加了当地的就业，起到了阻滞了资本和人力向东南沿海地区流动的作用。2019年中国包含政府性基金在内的赤字率不足5%，但2020年的财政赤字率上升到了8.36%，当赤字率达到5%的时候，就抑制了中央财政的投资能力，让资本和劳动力向东南沿海地区流动的速度加快。
当内地广大地区的人力和资本加速向东南沿海流动的同时，还叠加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人口下降：
中国公安部公布的1949年以来国内新生人口数据（网络图片）
上图2020年的数字是公安部公布的数据。以前的年份都是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自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教育等经费的支出是地方与中央共同分担，这就让这一时期某些单位的统计数字有疑问）。在公安部公布的数据中，2019年新生人口数字是1179万，2020年约1004万，同比下降约15%，在人口学上，这种下降幅度可以用“惊人”来形容。
1949年的新生人口数是1275万，这一年出生的人口到今年已经是72岁。中国国家卫健委发布《2019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中国2019年的人均寿命是77．3岁，也就是说，如果新生人口数字下滑的趋势得不到逆转（结合日韩的经验，这种可能性很大），最迟到2025-2026年中国的人口将是负增长。如果以现在新出生人口下降的趋势来看，这一平衡点很可能发生在2025年之前。
事实上，中国劳动力总数的峰值在2012年就已经出现了，未来将迎接的是人口总数的拐点。
当人口出现负增长、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加快之后，随着人口和产业出现大倾斜（加速向东南沿海倾斜），整个中国很可能走向功能化：
第一类地区是能源、原材料产区（也包括耕地资源丰富的地区、林业资源丰富的地区），这些城市和地区主要集中在北方和内地。比如，山西、山西北部、内蒙西部将是主要的煤炭产地，因资源而决定这些城市的定位。
第二类是工业活动区，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的部分城市，以工业和服务业而定位。
中国的道路运输网络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再加上电商的快速发展，东南沿海的企业就可以很便捷地服务内陆的广阔地区，让内地企业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劳动力进一步向东南沿海迁徙，一些内地城市很可能要经历去工业化的过程，甚至有些城镇将消失。
随着东南沿海地区的工业化加速发展，会成为中国财政的支柱。以前说过在历史上的某些年代，珠江三角洲曾经被称为是“天子南库”，苏杭地区一直都是中央财政收入的支柱，现在再次出现了同样的特征。
事实上，这也在描绘房地产的场景。前年鹤岗楼市出现了白菜价的现象，大家认为这只是资源枯竭所带来的个案，但去年又爆出环京的永清楼市跌幅达到70%的情形，这显然不再是资源枯竭的原因。未来，随着人口不断流出和工业活动的低迷，就业机会减少，更多城市的楼市将长期低迷，体现出类似鹤岗和永清现象。这是房屋逐渐退出财富序列的开始，当彻底失去流动性（意味着失去居住需求）之后，房屋的价值将归零。相反，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和江浙人口持续流入的城市）的房地产却会长期保持一定的热度，因居住需求的存在而保持一定的流动性（2018-2019年，曾持续讨论过产业迁徙、人员迁徙等因素对当地房地产的影响，并提示必须要关注粤港澳大湾区，以深圳东莞为代表的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是2020年房地产最活跃的地区，现在算是验证，未来，这种趋势很可能还会继续下去）。
第三类地区就是行政功能区，是各级行政机构的驻地，一般也是大学所在地，这些城市是否繁荣将与大学的水平紧密相关，大学集中的城市明显更有优势。
第四是三线军工区，在五六十年代，中国曾经推动过一轮三线建设，主要是为了军事的需要，比如绵阳就是这类城市的典型。未来，少数城市会因为军工需要而存在。
第五类地区是边疆国防区，当人口向东南沿海迁徙之后，部分边境地带的人口就更少，一些空旷的边境地区很可能组建边疆国防区。此时，无论当地的居民还是驻军，其主要职责都将转变为守护边疆，为守护边疆的人们提供服务也是良好商业机会。
以往，中国各地都在全面推动经济发展，各地的政策几乎没有多少差别，但随着各地的竞争力体现出非常明显的差异，这种全面发展的模式就会结束，中国走向功能化。未来，每个城市和地区将因自己的特定功能而定位、存在，没有独到功能的城市就很容易被合并。这实际就是投资和就业的总体指引，大家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