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疆Artux City的一个再教育营，据信有数百万维族人被非法关在这样的集中营里。
（图片来源：GREG BAKER/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1年3月16日讯】手脚上戴着镣铐，嘴巴被金属的口塞撑开，鼻管强制喂食，眼睛被灌入辣椒酱……阿米莉亚．庞(Amelia Pang)在新书《中国制造：一名囚犯，一封求救信，以及美国廉价商品的隐藏成本》(Made in China:A Prisoner,an SOS Letter,and the Hidden Cost of America’s Cheap Goods)中描绘了主人翁孙毅在中国沈阳马三家劳教院遭受的虐待。
在新疆强制劳动问题日益受到全球关注的今天，这本书再次让人们关注到廉价商品背后可能存在的人权代价。
阿米莉亚．庞是一名华裔自由记者，有着八分之一的维吾尔族血统，她毕业于纽约市的新学院(The New School)，现居华盛顿特区。
《纽约时报》称赞《中国制造》一书“及时而紧迫”，《出版人周刊》则评论说：“报导专注而深入，这本书所揭露的事件令人印象深刻，将使读者在下次购买商品时三思而后行。”
强迫劳动的历史
庞告诉美国之音，写书的初衷是因为中国强制劳动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她说：“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强迫劳动的营地，还有很多例中国的政治犯或者是劳动营里的犯人写的求救信被西方消费者发现的事件，最早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但是到现在却毫无改变。所以我想写一本书探讨西方供应链中的问题，西方公司从中国工厂采购的方式存在的问题，以及作为消费者的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些关键问题。”
庞在书中追溯了中共强迫劳动的历史：该制度借鉴了前苏联的“古拉格”劳动改造营系统，分为“劳动改造”和“劳动教养”，分别是针对罪犯的刑罚，和针对不够刑事处罚的人员的行政强制措施，但共同点都是强迫劳动。
在1920到1930年代国共内战期间，中共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并且开始强迫地主和富农从事劳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强迫劳动制度大规模升级和扩散，从土地改革到反右再到文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受到这个制度的荼毒。据总部在华盛顿特区的劳改研究基金会估计，自1949年以来，有大约四千万到五千万的人曾被强迫劳动，他们遭遇了饥饿、虐待和精神折磨，很多人因此死亡。
1994年12月，中共决定废除“劳改”两字，“劳动改造管教队”全部归于“监狱”，各级“劳改局”更名为“监狱管理局”，包括司法部直属和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下辖。但劳改制度事实上照行无误，本质并没有改变。到今天，中共政府强制劳动的对象包括普通囚犯、人权活动人士、异议人士、宗教信仰者、少数民族、记者等等。
廉价商品背后的血与泪
《中国制造》围绕孙毅的经历，向读者展现了马三家劳教所地狱般的生活，以及中国强迫劳动制度的内幕。孙毅在2008年因为练习法轮功而被捕，在马三家劳教院的两年间，他遭受酷刑，每天被迫劳动15个小时以上。孙毅想办法把求救信放进他制作的一些万圣节装饰物中，其中一封信于2012年流转到一位住在俄勒冈州波特兰的妇女手中，当时成为了世界关注的新闻。已经被释放的孙毅在2013年化名“张良”接受了CNN的采访。
2017年，他在流亡海外的第一站印度尼西亚去世。次年，其经历由加拿大的华人导演拍成了一部记录片《求救信》，这部电影获得了《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英国BBC等媒体的关注。
除了孙毅，中共强迫劳动制度的受害者还有很多：中国大陆《Lens视觉》杂志2013年刊登报导《走出”马三家”》，披露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酷刑内幕，包括坐”老虎凳”、关”小号”、电击及绑上”死人床”等等，该劳教所也曾于2000年被收入联合国发布的全球妇女人权报告；2019年，一名伦敦的6岁小女孩在圣诞卡片上发现求救讯息，写信人自称是中国上海青浦监狱的外国囚犯。
在讲述了孙毅的故事之后，庞继而指出，全球化贸易和供应链成为了强迫劳动制度的帮凶。庞告诉美国之音，西方公司对低成本和快速生产的要求，间接促使了中国代工厂使用强迫劳动生产。她说：“我在为写书而做研究时发现，很多正规的普通中国工厂偷偷地让劳教营代工，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用这么低的成本进行生产，他们的正规合同工也做不到，所以他们必须让一些不可告人的地方代工，比如劳教营，比如那些免费工作或者工资远远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犯人。另一个中国工厂使用劳教营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生产出来这些商品，而一旦耽误交货期限，他们会面临很高的罚金。所以他们让劳教营代工，那些犯人不得不每天工作15到20个小时，有时候甚至是24小时，来帮助这些工厂在限期内完成任务，而这个限期正是西方公司要求的。”
庞还认为，当代消费者对廉价和时髦商品的追求也在其中推波助澜。她说：“很多企业唯利是图，他们想要最低的成本，制造过程要很快，并且尽可能地从最新的流行趋势中获利。消费者也在其中扮演了角色，我们作为消费者支持那些用最低价格提供最新潮流的公司。”
智库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2020年3月初的一份报告估计，2017年至2019年，超过8万维吾尔人被从新疆转移到中国各地的工厂强制劳动，这些工厂据称涉及83个全球知名品牌，快时尚品牌Abercrombie&Fitch，Gap，H&M，Uniqlo，Zara等赫然在列。这些品牌推陈出新的速度令人咋舌，比如ZARA网站显示，其一年推出的商品超过12000款，每隔三周就要进行全面的汰旧换新，快餐般的时尚消费正是基于其低廉的价格。
审计和尽责调查为何失败？
庞在2019年初造访中国上海市青东强制隔离戒毒所(原上海市第四劳动教养管理所)，她假装是一名采购的商人，然后惊讶的发现看守们对于强制劳动的事实毫不遮掩。此外，在她造访期间，每隔两小时就有运货卡车从这座戒毒所进出。庞跟随着其中一些卡车，追踪到了周边地区的制造商，他们的产品包括宠物玩具、皮领、自行车零件还有学校用品，并且大多从事出口贸易。
庞告诉美国之音，企业如可以很容易调查到其代工厂是否涉嫌强制劳动，但是他们出于利益考虑对此视而不见。她说：“如果企业真的想要调查的话，这套系统隐藏的并不深。如果我一个调查记者都能去到一个劳教营，跟随他们的卡车，看他们把商品送到了哪个出口商，他们之间的联系就很明显，只要你跟着他们的卡车。如果企业真的想，他们可以很容易发现这些。”
另一方面，中共体制缺少透明度，对其公民的高压政策也阻碍到了审计和监管。被中国当局关押的维吾尔族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的女儿菊尔．伊力哈木(Jewher Ilham)目前是华盛顿非营利组织“工人权利协会”(Worker Rights Consortium)的研究员，她告诉美国之音，在数十万维吾尔人被迫劳动的新疆，正常的审计制度几乎是不可能的。
她说：“品牌、零售商还有独立调查员通常用来调查强制劳动的机制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对整个区域施行高压，包括监控和恐吓。那些受到恐吓的工人不可能告诉调查员真相，所以任何进行尽职调查的努力也得不到可靠的结果。之前有过一些事例，那就是明显有强制劳动痕迹的新疆地区的工厂通过了审计和检查，尽管有明显相反的证据。这些审计要依靠那些有问题的工厂的工人的证词，还有管理层的自我报告。现在，企业都不应该在新疆地区进行审计，因为这些审计的结果都是假造出来的尽职尽责，而审计本身可能会把这些地区的工人置于危险。”
“拒绝新疆”
谈及美国政府目前重点关注的新疆强迫劳动问题时，庞表示，不论是马三家劳教所，还是新疆的再教育营，它们都是一个庞大的、全国性的强制劳动系统中的一部分。1994年改革之后，劳改系统依然由公安部门管理。而在新疆，中共直接管辖的省部级机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涉嫌参与强迫劳动，美国政府于2020年底对其实施制裁。
庞指出，“总的来说都是被监禁者接触不到律师，也没有机会受审。他们被迫给出口商工作，如果他们不公开批评自己的民族和宗教信仰，或者没有达到产量要求，他们就会受到虐待。虐待，暴力还有性侵犯在所有这些劳动营里都很常见。”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于2020年3月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新疆地区普遍存在以“再教育营”为载体的强迫劳动现象，其中棉花、成衣面料、制鞋等商品领域为重灾区。2021年1月19日，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称中共政府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与反人类罪”，继任国务卿布林肯对此也表示赞同。在2月份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英国外交大臣拉布表示，酷刑、强制劳工以及强制节育等，都在中国的新疆以“工业化规模”发生。
庞认为，西方政府要解决遍布中国的强制劳动现象，新疆将是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比如拒绝与新疆的企业进行贸易往来。她说：“中国政府在发展新疆方面投资了很多，新疆也是一带一路的重要交通枢纽。一带一路的关键就是贸易，如果把贸易从新疆拿走，那就是强有力的筹码，能够迫使中国政府反思自己针对维吾尔人的政策。”
除了政府的制裁，庞认为企业也必须在其采购源头和可持续性政策上更为透明，避免来自新疆的强制劳动产品，并且对公众展示其代工和采购的源头。
她说，“现在有很多标签都能让公司做宣传并且获利，比如“良心制造”，“公平贸易”等等。我们应该创建一个新的标签，叫做“拒绝新疆”，就是这个产品不包含新疆的劳动力。我们应该发起一个运动，让企业更加透明，推动企业在新疆问题上提高其可持续性政策的透明度。”
庞还在书中提出了作为消费者的责任：当代的消费者往往只关注自身的利益，而忽视了廉价产品背后的人权问题。她写道：“如果价格低，我们就会很高兴。如果价格太高，我们就会感到难过……我们对生产者的痛苦的感受，并不如我们对欲望的感受那么深刻。”
庞告诉美国之音：“我们可以去最喜欢的公司网站上看看，看看他们在可持续性或者企业社会责任页面上说的什么。他们有没有说明自己从哪里采购，他们给这些代工厂多少钱，又给他们多少时间去生产。如果他们不说明这些信息，我们就没法确定他们有没有使用强制劳动。”
菊尔．伊力哈木则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选择性购买来鼓励那些远离新疆的品牌。她说:“我们不是呼吁消费者进行抵制，而是通过购买行为来奖励那些良心品牌，并且批评那些还没有承诺在维吾尔人地区坚守道德的品牌。”
近一年多以来，多家国际知名品牌已经明确表示将远离新疆强迫劳动的产品，包括H&M,Zara，Calvin Klein，阿迪达斯，大众汽车等等。
在书的最后，庞提出了一份读者可以采取的行动清单。除了上述有关生产周期和成本的问题以外，消费者还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向询问企业如下问题：代工厂的工人最低工资是多少，审计的成本是多少，审计是否有随机性，审计结果出现过哪些问题又是否得到了解决等等。
她写道：“中共只要在位一天，针对异议人士和宗教少数群体的强迫劳动就会继续。作为个人，我们无法强迫中共接受民主，但是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消费能力，来限制专制政府通过虐待良心犯和少数族裔而获取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