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无间道》剧照（图片来源：香港政府新闻处）
【看中国2021年3月17日讯】旧日新华社副社长（相当现在的中联办副主任），跟我说过两件实事。
文革期间中国海关被红卫兵夺了权，话说香港有一个木匠回乡，过海关时红卫兵关员问他在香港做什么工作，他用蹩脚普通话说“斗木”，小姑娘听成“特务”，立刻把他扣留审问。
新华社做了大量统战工作，1970年动员了新界乡议局副主席张人龙往大陆访问，新华社派统战专员陪同。过海关时小姑娘关员问他在香港干什么，他说乡议局主席。关员立刻大声训斥：你怎么可以当主席？我们国家只有一个主席，就是毛主席，要恢复国家主席职位就是阴谋。张不明所以，不知所措，一旁的新华社随员极为尴尬。
做特务的，怎么会直接告诉关员他是特务？中国境外的地方，怎么可能像文革时大陆那样，主席这职衔只能由毛一人独占？这些违反常识的言行，在文革期间多如牛毛，在专权体制下，没有人敢说句常识性的话。
文革期间，人人都知道大道理，但都丢失了普通常识。大道理就是中国要带领世界去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普通常识就是人有食色和睡眠的基本需要。那时的文艺作品不能讲男女爱情，说这是“资产阶级思想”（现在据说也回复毛时代对影视的爱情表现有所限制也）。那时我妻子在深圳教书，因为对学生爱护，文革时被红卫兵批判为“对学生进行资产阶级母爱教育”，连动物世界都有的“母爱”也成为被批判的“资产阶级思想”啦。
文革期间，人人都有大道德，但都丢失了普通道德。大道德就是可以为保护小小的公物不惜牺牲生命，普通道德就是不要随地吐痰、遵守公共卫生、上车要排队等等。
苏联十月革命后，大部份西方知识界都赞叹苏联实现了平等理想。中国的学者、作家、文化人也不例外。社会主义可以说是时代热潮。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也采取了“联俄联共”政策，邀请苏联专家来中国对国民党进行改造。就在这股社会主义热潮中，1924年，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一篇《论政学疏》的文章中写道：“于是有社会主义焉，有共产主义焉。然此均产之事，将使国人共均之乎？抑委托少数人使均之乎，均产以后，将合全国之人而管理之乎，抑委托少数人使代理之乎？由前之说则万万无此理，由后之说则不均之事，俄顷即见矣。”
均产和管理只能由少数人去均去管，这样不均之事，不就立刻出现了吗？这段话根本就是常识。但当时没有什么人留意和讨论这番话。中外知识人都被“实现平等”这个乌托邦理想遮蔽了眼睛，堵塞了思维，不再考虑权力若得不到制衡的可怕，反而盲目相信苏共领导人的革命热情和善良愿望。直至1945年，西方才出现英国作家奥威尔关于“一切动物都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的观察。
被乌托邦理想堵塞思想的，通常不是平民百姓，而多是一些学者、专家和知识人。比如1958年大跃进亩产万斤的神话，就由当时中国头号科学家钱学森写文章吹嘘出来的。农民从常识中知道亩产万斤根本不可能。但钱学森为迎合毛泽东，以未经实践的所谓科学论证，说亩产百万斤都有可能。而其他知识人也跟着附和。终酿成饿死4,000多万人的全国大灾难。
一味追求平等的左派思潮虽百年来不断受挫，但变换形式的乌托邦仍然影响世界。美国现在进步主义思潮泛滥，成为学界、媒体、演艺以至产业界主流。2月美国众议院通过的《平等法案》，进一步以立法方式，将意识形态凌驾常识。
（文章由作者授权《看中国》转载自《苹果日报》。原文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