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南兴国县潋江书院墙壁上的标语“打倒勾结军阀进攻革命的AB团……”（图片来源：免费图片）
【看中国2021年4月18日讯】有“国共历史见证人”之称的司马璐先生3月28日在纽约逝世。司马璐于1919年出生，享年102岁。
司马璐早年父母双亡，之后在各地流浪求学做工。他于1935年16岁时被共产党外围组织吸收，后因个人能力出众，并经受了所谓斗争考验，于1937年被中共正式吸收，成为党员，并于1937年底到达延安。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身处重庆的司马璐被董必武派往苏浙地区进行共产党地下工作。
1943年初，司马璐在屡次遭到党内斗争打压，逐渐看清中共的残酷、卑鄙和黑暗之后，他当初用青春奉献于党的理想终于幻灭。司马璐决定“招回自己的灵魂”，于是找准机会逃回重庆，从此彻底和党分道扬镳。
1949年大陆沦陷后，司马璐从上海逃到香港。1952年，他在香港出版自传《斗争十八年》，回忆自己从1935年参加中共工作开始，之后整整18年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斗争的经历。因为书中写的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因此一纸风行。
在这本书中，司马璐讲到了一位50岁左右的中共地下党的地委书记，他是司马璐1941年到苏浙时的上级，他告诉司马璐的名字是江耀祖，但司马璐并不确定这是否是真名，司马璐在书中用老头子称呼他。
老头子教育司马璐党内敌人比党外敌人更危险，并曾经得意自述他当初是如何从江西苏区清洗AB团的惨烈屠杀中，死里逃生的故事。
1930年，周恩来与毛泽东在江西苏区，为了争取红军的控制权反复交锋。相互指对方为AB团，红军屠杀红军，死者无数，史称“AB团事件”。
1931年1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合影，依次为顾作霖、任弼时、朱德、邓发、项英、毛泽东、王稼祥。（图片来源：公用领域）
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时，江西省委党史室主任戴向青搜集了大量有关AB团的骇人听闻的资料，送到胡耀邦身边，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兼管党史的冯文彬奉命到江西一一核实问题弄清了，胡耀邦正准备平反这个早期党内最残酷的大冤案，但不久1987年胡耀邦下台了。
这份资料后来由中共主管党史的杨尙昆给中共中央相关负责官员传阅，其中一段是：“根据不完全的统计，苏区肃反中，以AB团罪名处决者有七万多人，以改组派罪名处决者有二万多人，以社会民主党罪名处决者有六千二百多人。”正如原资料说，这是“不完全的统计。”
以下是《斗争十八年》中关于老头子是如何凭着党性逃过AB团屠杀的原文：
每一个高级的负责同志都提醒我们，不仅要提高对党外的警惕性，而且要提高对党内同志的警惕性，他们随时在互相之间需要“了解”，当然也一样需要“了解”我。我们的天地是如何狭小啊，在我们的组织以外，自然都是我们的敌人；在我们同志间，甚至包括那些和我们最接近的“了解”你的同志在内，谁又能保证，说不定他正是你的敌人呢！
“潜伏在组织内的敌人，要比我们正面的敌人可怕到一千倍、一万倍，他们伪装积极与忠实，取得组织上的信任，实际上在从事反党的活动。搞地下组织工作最艰难了，有时表面上看来是一个忠实可靠的份子，结果却是一个敌人的奸细。一个愈像忠实可靠积极的同志，愈要当心他。”老头子有一天对我这么说。
“然而，我相信，真正的敌人奸细，那不过是极少数中的少数罢了。”我表示我的意见说：“我们总不能把自己所有的同志都当作敌人看。”
“不对，”他立刻否定了我的意见，“提防党内党外的敌人同样重要，中国有句话：‘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党内的敌人比党外的敌人更危险。”接着，他又以最沉重的语气补充了一句：“我们党内一切的反党活动，都是和敌人直接有联系的。”
我习惯地点点头，眼前出现一个可怕的阴影，一种无名的恐惧情绪在我内心激荡着，“奸细”、“反党活动”这些帽子我过去不是都被加过吗？一页页沉痛的回忆，涌上我的心头，而这时，老头子却继续说了两句话，好像正是针对着我，为了安慰我似的。他说：
“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同志，组织上是绝对信任他的。”
考验，这中间包含了多少辛酸的故事，为了考验一个同志，组织上有时故意给你一些无理的打击，甚至布置好一个陷阱，如果你一不小心，就可能考验掉自己的性命。
老头子有一次和我又谈起在江西苏区时代屠杀AB团（是一个接近社会民主党性质的组织，江西苏区时代，在中共党内有极大影响）的故事：
“那时候，我自己的眼睛也看花了，今天看着一批同志审判别人，明天又看到那些昨天审判别人的人，又在被另一批同志审判，一批批一批批绑出去杀了。我敢说这中间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冤枉的，但是我也敢保证党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假如你不是反党份子，当党指你是AB团的时候，党对你说，你一经承认就可以无事了，一个意志薄弱的共产党员，往往因为受不了刑，立刻屈服下来；而另一部份，则因为党冤屈了他，激起他的不满，对党抱怨。党当时处在万分紧张的斗争情况下，正需要把党内的这两种份子清洗出去，前一种份子意志薄弱，本质上是易于动摇的，后一种份子对党抱怨，正证明他对党的忠诚不够，这两种人都随时易于成为叛党份子，杀了干净。另外还有一些乱用AB团的罪名杀人的干部，当然党也是一并杀了……”
他满口杀呀杀的，说得满不在乎，唾沫好几次喷到我的脸上，他也毫不觉得，又继续说下去：“同志，这次清洗我们的党，是十分必要的呀，假如不是那一次杀掉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机会主义者，我们的党，今天还成个什么样子呀！”最后他得意忘形的用了一句话算是作了结论：“至于我，自然也是从那次斗争中考验过来的。”
“那么你当然也吃过一些苦头了。”我半开玩笑似的说。
“自然，赤卫队先把我绑起来，主持审判我的一个干部不断的灌我辣椒水，一定要我在一张承认自己是AB团员的自白书上签字，我至死也不承认这回事。然而我却不断呼号着说：‘党对于反革命份子的严峻处置是对的，我始终忠实于党忠实于共产主义的信仰，我的生命早已贡献于党，你们怎样处置我，我都没有话说。’几天以后，另一个党的高级干部，来处理我们的问题，我就被释放了。而那个灌我辣椒水的干部，却以AB团的罪名被杀了。”
老实说，对于这种组织生活我开始有几分厌倦了。经过自己过去切身体会过的、自己看到的、听到的，马克思主义的圣洁信仰，在我心中早已打了折扣。这时能够维系我最后一个时期的组织关系的，不如说是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忠的观念束缚住我，加上对组织的恐惧。
关于这位老头子的结局，司马璐在书中提到他不久之后就在江西玉山被捕下狱了，党在他被捕后派来另一个干部接替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