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琼斯先生》揭露了主流媒体《纽约时报》是造成乌克兰大饥荒的帮凶。（网络图片）
有一部电影叫《琼斯先生》，讲述一位英国记者，上世纪三十年代到苏联做记者，冒着生命危险潜入乌克兰乡村，发现了大饥荒的秘密。在莫斯科，他遇见了一位《纽约时报》驻莫斯科站的记者杜兰特，杜兰特获得了苏联政府的优待，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他给美国发去的报导是：“这里没有饥荒，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凭这些谎言，他获得了普利策奖，普利策委员会表彰他，说他的报导“富于学识，深刻，判断无偏见，同时也极为清晰”。而发现了真相的琼斯先生，却过得非常窘迫，三十出头就在一次采访中被枪杀。在影片最后的字幕提示，那颁给杜兰特的沾血奖项，至今也没有撤回。
后来我看到索维尔的书，说英国作家马尔科姆･马格里奇也指出了乌克兰的饥荒，几十年后，罗伯特･肯科特在其学术研究著作《悲伤的收获》中估计，有600多万人死于那场饥荒。这些判断在苏联国家档案馆开放后，被证实是真实的，而且当初的估计还保守了一些。
但在当时，马格里奇的文章，却被费边社成员，社会活动家比阿特丽斯･韦伯斥责，说这是“歇斯底里的攻击”，导致马格里奇遭到了大量的恐吓诋毁，连工作也找不到，穷困潦倒。而骂他的高知和她同样高知的丈夫悉尼･韦伯，却在毫无良心愧疚中，度过了他们“高尚”的一生。
其实乌克兰发生的饥荒，《纽约时报》的记者杜兰特心知肚明，他私底下和朋友说过。1933年，他认为在过去的一年内，苏联可能因为饥荒死了一千万人。但他为什么要说谎，欺骗美国人民呢？主流媒体嘛，呵呵。
欧洲一战过后，知识界反战情绪浓烈，1938年，各国在慕尼黑回忆上，竞相取悦希特勒。法国报纸说：“任何事情都好过战争。”丘吉尔因为对此持保留意见，就被主流媒体骂为“一个被军国主义情绪所控制”的人。全法国的学校，都被和平主义笼罩，都以保卫法国为耻。最后，我们都知道，它果然一战而亡。
法国的这个风气自然也传播到了英国，1933年，英国牛津大学的学生宣称，他们不会为保卫国家而战斗。丘吉尔警告他们，不可能因为恐惧战争，就能避免战争。事实上丘吉尔是对的，但当时的知识份子没有人听他。著名的哲学家罗素说：只要我们削减军备，不威胁别人，别的国家就不会想跟我们开展。抵抗，是激发敌人残暴的主要因素，所以英国应该单方面裁军。法国社会主义首脑布鲁姆说，如果我们就此裁军，不但没有风险，反而会产生巨大的道德威望，让对方惭服，导致它们纷纷主动裁军。
法国小说家尚･乔诺说：如果德国入侵法国，最糟糕的，也不过是所有法国人成为德国人，而做一个活着的德国人，也至少比做一个死去的法国人好。另一个作家西蒙娜･维依说：“为什么德国的霸权就比法国的霸权更糟糕呢？”后来前者投靠了纳粹，后者流亡。
在主流媒体的引导下，英国首相鲍德温在1933年说，假如我像德国一样，建议国会拨款大力扩展军备，那我就不要想在选举中获胜了。丘吉尔非常气愤，说这是首相公开宣布因为害怕失去大选，而不想承担对国家的责任。
但这能怪鲍德温吗？丘吉尔也承认，如果鲍德温选举失败，工党上台，会变本加厉削减军备，那样的话，二战可能就完全失败了。1935年，《英德海军协议》签订，主流大报《泰晤士报》高度赞扬说，这是希特勒先生本人最英明的决定。
谁也搞不过主流媒体和高尚的知识份子啊！它们的偏向宣传，会让你失去无数的选票。
法国也一样，政治家不敢和主流媒体对着干，法国外交大臣白里安说，法国的主流媒体会尽最大努力压住德国军国主义已经复兴的新闻。德国有关军国主义的游行影片，在法国的电影院被完全禁止播放。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被禁止翻译，以免法国人看了会被吓住。从德国逃到法国的犹太人，讲述的恐怖经历，也基本被主流媒体全面屏蔽。
英国的《曼彻斯特报》说，纳粹观念虽然有些极端，但他们上台后，还是会按普通政治家的形式做事。《泰晤士报》拒绝刊登希特勒在国内迫害民众的一系列举措，它派往德国的记者所写的稿件，因此被反复要求删改甚至重写，一些记者因此愤然辞职。有些记者还被派往德国的边远地区，躲开事件发生地。《泰晤士报》的编辑坚决支持张伯伦的绥靖政策，有位叫杰弗里･道森的编辑真诚地承认：我尽了最大努力，一晚又一晚，来保证报纸上不发出任何可能伤害德国人感情的东西。
丘吉尔说，1932年的裁军会议上，德国代表要求撤销凡尔赛条约对德国军备制造的限制，他们的要求得到了英国绝大多数主流媒体的支持。这意味着允许7000万德国人重新武装起来，并发动战争。
于是主流媒体毫无失望，盼来了战争。战争的状况是什么样的，我们基本都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