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至2017年，我在党报中国青年报当了33年记者编辑，而且前十几年对政治很感兴趣，写作和发表了许多评论，所以我觉得我对这个问题有发言权。
中国共产党怎么样控制舆论，很多人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在美国的华人媒体记者也几次请我谈谈这个问题，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我没有给予解答，至少是起码的解答。所以今天想系统地谈谈。一次可能谈不完，因为这个题目很大，要说的东西很多。
一，从法律上控制
新闻舆论，实际上是人的一个基本权利。人的嘴不只是用来吃饭的，也是用来表达自己观点的，揭露事情真相的。所以中国古人就说过：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意思是老百姓如果随便表达自己观点了，那就像黄河决口一样，会冲毁一切。所以中国古代的统治者都会严密地控制舆论，造成人人自危，敢怒不敢言的局面。典型的是赵高控制了秦二世之后，牵来一只鹿，告诉秦二世这是一匹马。在场的大臣纠正说这是鹿不是马。结果就被杀了。所以大家都说这是马。这就是成语指鹿为马的出处。
所以，美国就非常强调人的言论自由。强调天赋人权。把人放在第一位，也就把人的言论自由放在了第一位。绝对不会因言治罪。
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后，思想解放，新闻界也提出了舆论的基本属性问题，要求保护舆论自由，提出要制定《新闻保护法》。典型的代表好像是人民日报的老领导胡绩伟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教授甘惜分。好像也几次提交立法提案给全国人大，但是一直也没有列为立法计划。
全国人大立法，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严格控制的，甚至是最高层的几个人控制的。全国人大想立什么法，要先交计划给党中央，批准了才能往下进行。不批准，就不能进行。80年代，党中央是胡耀邦和赵紫阳先后当总书记。但是实际掌握权力的是中顾委，是邓小平陈云。他们不同意，胡耀邦赵紫阳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没有用。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赵紫阳被撤职，被软禁，江泽民上台，幕后还是邓小平掌权。这个立法就更没有希望了，连提都不能提了。
到现在，已经40年了，胡绩伟和甘惜分也死了，这个问题更是成了禁区。保护新闻自由，那就是允许媒体自由发表意见，批评共产党，那怎么行？
2018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新宪法总则中有这样一段话：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贯彻新发展理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段话特别强调：“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这半句话里面提到了三个人名：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死了，就是习近平还活着。要坚持他的思想，就是听他的话，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的话就是法律。违背他的话，就是违背宪法，就要判罪。所以现在就更不需要制定《新闻保护法》了。
而且，按照这个精神，法轮功自然是邪教，连孔孟之道也是邪教。只有被欧洲人德国人唾弃的马克思主义，200年前的过时的经济学理论才是中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行为规范。不这样，我们都是犯罪份子！
这个宪法大家只注意到了国家主席的任期制度，实际上其他要命的地方增加得也不少。特别是将习近平的思想列为中国人民的指导思想！
二，从舆论导向上控制
具体说就是新闻媒体是姓党还是姓民，党性和人民性哪个是第一。许多想改革的新闻界人士总想让人民性成为首位，但是一直也没有成功。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媒体也是要党性第一，到了习近平就更是没商量。其实三个人在这个问题上都差不多，但习近平强调得更狠一些。而且2018年之后都有宪法保障。
我作为记者和编辑，在这方面有切身体会。1985年，我进报社的时候，中国青年报还有群众工作部，为读者说话，维护读者的合法权益。我的工作就是接待来访，阅读处理调查读者来信。报社每个星期都出一期读者来信。里面有读者的观点，也有对一些具体事件的反映，包括个人合法权益受侵害的反映。大概是1987年，山东泰山景区的青年职工来信，说他们看了景区招景点服务人员的广告才报名应聘。但是景区领导却把他们安排到了山后的林场护林。每天走好几十里山路护林，晚上宿舍连电灯都没有。而景区职工的子女都安排到了景点当服务员。我去采访，调查清楚事实后，还向市劳动局和主管的副市长作了汇报。泰山风景区是县团级单位，只有市长能管他们。最后问题得到了解决。
采访过程中，景区的领导就说：“这些小青年不服从工作安排，还上告，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可见，思想自由多么重要，言论自由多么重要。现在许多大陆的年轻人认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不重要，收入和工作最重要。其实他们错了。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这就是人民性吧？但是后来中国青年报的群工部就被撤销了。我到了体育部当记者。1999年全员解聘全员竞聘的“改革”，我自己都成了待岗职工。以后再上岗也还是待岗待遇。欠了我110万元工资。以后十几年我到处上告，打了几次官司，都得不到解决，所以我现在来到美国，继续和中国青年报作斗争。讨薪。
中国青年报撤掉了群工部，不为读者服务了，就是自觉坚持党性第一。因为为读者说话，就是跟党过不去。
中国青年报1978年复刊，那几年发行量达到300万份，我那时候都自费订阅了一份，但是此后逐年下滑，现在也就是三四十万份。而且现在的订户个人的很少，都是公费订阅。发行量是报社的机密，一般编辑人员不知道，所以我也不知道，只有中层以上干部才知道。为了增加发行量，报社90年代又成了“特别报导部”，有点儿群工部的意思和功能。这个部门只能是搞批评报导，如果还是歌功颂德，读者怎么会爱看？但是既然是批评报导就会有各种阻力。甚至来自共青团组织。中国青年报是团中央的机关报，各级团组织是报纸的主要订户，我们记者开展工作也要依靠他们，但是各级团组织、团干部是各级党委豢养的，如果党委和政府事先知道了记者采访，就会找团组织，让他们来说情。不同意，以后工作就不配合你。所以，总编辑陈小川经常在办公会上强调：搞批评报导不要连续在一个省市搞，那样就把这个地方的团组织也得罪了。
特别报导一般是每次一个版面，一件事写八九千字。我对这种方式有看法。就是太详细太琐碎，文件法律条文引用得太多。我在检查组，负责改正最后的差错。一个班上五六个小时，每个班儿看三四个版面。每个版面只能用六七十分钟的时间，只给几十元奖金。如果稿子里面需要处理的问题太多，我们这一道环节就处理不完，就见报，就出差错，就扣奖金。就很麻烦。应该写得简略一些，可以多登几个案子。有话则长，无话则短。
这个部门的正主任叫吴湘韩，副主任叫刘万永，刘主要负责采访。2017年还被团中央推荐为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党代表。团中央是党中央的直属机关，当然有两个以上的十八大的代表名额。为了显示党代表的多种成分，团中央就把刘万永报了上去，作为基层干部的代表。不是只有团中央第一书记才能参加十八大。
刘万永，个子不高，小肥猪一样胖，和我住一个院子，都在北京望京湖光中街2号院住。他是2号楼，我是1号楼。据说他多次拒绝贿赂，坚持让批评报导见报。但是他为什么那么肥呢？我在院子里健身，他看见了还问我怎么减肥。我的建议他肯定也没采纳，就在十八大召开前两个月，他得了心肌梗死，要猝死，抢救及时，做了搭桥手术，才没死。其实他那时候还不到40岁。大概是2019年，我2017年就来美国了，他辞职了，下海了。到一个金融投资公司上班，每月收入5万元以上，是报社收入的三四倍。十八大代表最后是这样的结局，原因至少有两个：一个是舆论监督、批评报导的路太难走。他后来对外人讲，自己写的很多报导都被枪毙了。还有一个他没说，我自己分析，是他觉得自己应该受到提拔。但是报社提拔吴湘韩当了副总编辑。副总编辑就属于高级干部了，看病就是蓝本儿了，就百分之百报销了。这对刘万永的冲击绝对不小。
（1，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