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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原来有一个《星期刊》，80年代每星期日可以单独在邮局卖，读者可以买到，可以想见多么具有人民性。里面有文学副刊，该副刊的一个编辑叫王长安，北京大学毕业生，后来这个副刊被取消了，他去了体育部，和我轮流上夜班。2000年不堪报社压力，上吊自杀了。该副刊还有一个讽刺与幽默版，我也给这个版写过稿子。有一个是讲河南一个县的国有公司领导骗取全国劳模的事情。还有一次写一个女港商来郑州投资被骗了，但是稿子被副总编辑周志春枪毙了，他说：“这个稿子登出去，那是要赔人家钱的。”副总编辑的觉悟和党性就是这样强。不管被不被骗，反正是不能赔人家钱。后来星期刊没被取消的时候，这个版面就被取消了，讽刺社会也就是讽刺共产党。党这么伟大，领导干得这么好，怎么可能有可笑的事情？
报纸一般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新闻版，一部分是副刊，副刊可以多角度地为读者服务，其中有新闻性强的，也有不属于新闻的，比如文学副刊、讽刺与幽默版、家庭版。这些主要是为读者服务的，可读性很强。但是各报后来就逐渐取消了这些副刊，代之以歌颂党和政府，现在是歌颂习近平的内容。或者是变相的广告，挣钱。所以现在中国的报纸，可读性越来越差，私人订户越来越少。
我们中国青年报主要靠各级团委订阅，还有就是解放军订阅。连级单位都至少订阅一份。在我们报纸上发表稿子的官兵都可以凭这个立功，受表彰，获得提拔。解放军官兵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我们中国青年报上刊登稿子都可以立功。
现在中国青年报的特别报道版还有，但是没有了批评报道，代之以某些事件的细节报道，把细节当成了“特别”。
三 从“户口”上控制
中国不允许个人和企业特别是私人企业办报。报纸必须有主管单位一般是党政机关，或者是政府。中央级党报有7家：人民日报归党中央领导，解放军报归解放军总政治部领导，经济日报是国家发改委的机关报，光明日报是中宣部直接领导。现在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原来是光明日报群工部主任。科技日报归国家科委管。中国青年报是团中央机关报，工人日报是全国总工会机关报。全国总工会其实是黄色工会，不允许为工人谋利益，更不允许组织罢工。全国总工会和团中央一样，都是属于中共中央直属机关。
地方报纸一般属于当地党委，比如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属于北京市市委直接领导。“商报”一般是政府的报纸，比如深圳商报归深圳市市政府管。
前些日子，美国一个很著名的华人自媒体闹了笑话，以为《解放日报》是归解放军管。其实它是上海市委的机关报。《长江日报》是武汉市委的机关报。因为武汉50年代初是中共中南局所在地，管辖长江中游地区。山东省委机关报叫《大众日报》。人民日报原来是晋察冀根据地的报纸，进北京后，被选为了党中央的机关报。不能望文生义。
过去报纸分为两类，一部分属于企业，一部分属于事业单位。大约是2017年，共产党对报纸进行了分类，定性，将党报定为“时政性”报纸，算事业单位；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非党报算企业，不享受优惠政策。这样，好多报纸就活不下去了，就倒闭了。没了。比如北京过去有一个报纸叫《精品购物》，90年代发行量很大，现在早就没有了。
中国的报纸、杂志和汽车一样，有号码——报号，归国家新闻出版署发放，报号要控制数量，严格控制。一般情况下都不会给新的号码。肯定是要有主管单位，相当一级领导的批准才能申请。才可能得到批准。如果犯了共产党的条文，很可能立刻就被取消。大约2004年，工人日报的子报——《新报》因为刊登了一个讽刺共产党的人大、政协的顺口溜，立刻被取消了报号。在那个时期，我们《中国青年报》的子报《青年体育报》，要在2003年刊登非典型性肺炎医疗垃圾运输不苫盖，满天飞的稿子，我在这个报当校对，还是以待岗的身份，阻止了这篇稿子见报，不然很可能被撤销报号。因为共产党绝对要封锁有关传染病的消息，而且体育报也不是刊登这类消息的报纸。2005年，主编毕熙东几次把报纸改为广告报，刊登北京小吃、国画和民俗的内容，因为把报纸承包给了北京工商联。党组书记王宏猷几次阻止毕熙东，都无效，毕熙东就是一个流氓和混蛋，什么都敢干，所以中国青年报只好立刻撤掉了他。这事幸亏没被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发觉，发现就会取消报号。所以我今天骂中国青年报他们也不敢反击，就是担心会因此牵连出很多这样的事情。我作为一个待岗职工，一个校对，却干了副局级的副总编辑的活，报社不但不感谢我，还继续打击我，所以我今天还是要和他们算账。
特别是1989年六四前后，报社内部也有人提出刊登支持大学生的稿子，但是总编辑徐祝庆和一些领导坚决不同意。理由就是如果被取消了报号，全报社几百人上千名家属的饭碗就被砸了。所以，就什么也没有登。
人民日报体育部记者张舒和另外一个记者在人民日报印刷厂出了《号外》，揭露解放军开枪杀人，张舒就被解放军戒严部队抓了起来，关了一年。后来虽然没判刑，但是被报社开除了，到处流浪。他原来的妻子是人民日报的同事，也离了婚。30年饱受折磨，身体遭殃，加上抽烟喝酒，去年打篮球的时候心脏病发作，死了。他为了躲避共产党的打击，后来化名赵牧。也被搜狐网聘为博客频道总监，因为写了讽刺毛泽东的博客，被以寻衅滋事罪拘留一次。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当然不会因此停刊。所以只能是处理记者编辑。
毕熙东2002年韩日世界杯期间聘请他当了编辑部主任。这也是违背共产党政策的——雇佣反革命办党报。毕熙东不是同情张舒，而是因为找不到人，无法无天。所以现在我骂中国青年报他们也不愿意反击，怕雇用反革命的事情传出去。
2005年9月，《青年体育报》外聘的副主编董路，就是那个很著名的主持人，酝酿和几个手下罢工，抗议长期拖欠工资，报社看实在控制不了局面了，只好立刻停刊。自己停刊不是犯错误，如果被上级停刊，那就是大错误，就要被撤职。中国青年报领导就怕丢了官帽子。
2005年年初，中国青年报冰点特刊刊登义和团应该被八国联军杀的文章，特刊被停刊，因为总书记胡锦涛是团中央第一书记出身，自然不会停了团中央的机关报。过了两个月，胡锦涛亲自批准，冰点才复刊了。但是以后都是纯粹拍共产党马屁的文章了。最近因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立100周年，搞特刊，占了冰点的版面，它由每星期4个版缩减为两个。拍马屁都不行，直接就登共产党的宣传文章了。
中国大陆的书也有号，出版社每年给一定数量的书号，有书号才能出书。出版社就不想出好书了，就靠卖书号挣钱。作者要出书，先给他们多少万元，包下第一次印刷数量所有的书。这当中出版社也挣了钱。如果书卖得好，出版社再挣钱；如果卖得不好，这次出版社也没有赔钱。以后就不再印刷了。我在大陆写了一本《体育记者内幕》，找了好多出版社，最后那家同意出书，但是让我先给他们5万元，我就没出书。因为报社欠我很多工资，我是想出书挣钱，而没有钱给出版社。
去年一个公安厅的厅长，就用“平安”两个字，写了一本书，就出版了，其实是因为他有钱给出版社，也因为他是公安厅厅长，能卖掉很多书，所以他和出版社都挣到了钱。
共产党就是这样毁灭中国文化的！中国现在就没有文化了！
报号制度下，出现了很多乱象。
1999年第一季度，中国青年报体育部出《青年体育》增刊。那时候中青报全国发行量是50多万份，北京地区印刷十几万份。体育部主任毕熙东骗蓝月亮广告公司，说4个版的增刊是全国发行，人家觉得值，就把钱打了过来。其实只是北京地区印刷的十几万份有这个增刊。
毕熙东接着想骗国家新闻出版署，以为只申请一个季度，以后就不必再申请了。但是国家新闻出版署规定每季度都要提前申请，第二季度没申请，就不允许出版了。所以没骗成。
中国青年报原来有一个《青年商旅报》，赔钱，后来就让广告部的傅成立包了出去。傅成立死前跟同乡喝酒还特意吹嘘了这件事——运作《青年商旅报》。估计现在还是承包的状态。中国青年报就是这样欺骗党中央的！
1999年李克强的小兄弟李学谦当中国青年报总编辑，一方面搞全员解聘，全员竞聘，无视法律；一方面和北京大学的的上市公司北大青鸟联合，成立了“中青传媒公司”。党报变成了和企业的联合体。这肯定不符合党中央的要求。企业是要盈利的，党报是为党服务的，二者不可能是一致的，这就影响了党中央的战略。这件事顶多是团中央批准了，党中央宣传部绝对不会批准。所以也导致中国青年报元气大伤，好几年之后才把北大青鸟请了出去。北大青鸟也赔了钱，这又坑了股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上市公司都是这样的经历赔了钱，坑了股民。
党报下面隐藏了多少罪恶！我来到美国，才能让世人包括中国共产党党中央知道这些事情，习近平应该感谢我，好好收拾一下那些拿了共产党的钱，还想再捞钱的党报领导，团中央领导。
2000年8月之后，中国青年报的子报《青年体育报》主编毕熙东把12个版面中的8个包给了董路为首的草台班子。每期报纸中国青年报给董路2万元，包括了稿费和编辑费。这种情况持续了两年。2002年韩日世界杯，毕熙东请来了反革命，化名赵牧的前人民日报体育部记者张舒当编辑部主任，才结束了承包的状态，改为每月给董路开一万元工资，作为特殊人才。承包出去报纸版面是党中央和国家新闻出版署绝对禁止的。
中国青年报前社会周刊主编杨浪90年代在愚人节那天出了一期假新闻，比如博士可以生二胎，前门楼子要卖，美国NBA球星乔丹爱看中国青年报社会周刊，怕签大样的副总编辑陈小川不同意，就等陈小川下了班，把大样塞进陈小川的办公室门缝。陈小川忙着去会女人，没签大样就敢下班，结果报纸出去后受到上级批评，杨浪被勒令调走。杨浪后来就专门承包再转包报纸，就成了大款。
董路这样的人就拉着几个学历不行，文化不行，但是喜欢足球的人满处给人编报纸，还成了毕熙东和中国青年报的香饽饽。因为另一家报纸也想要董路，没成功，就把《青年体育报》把台湾男排当成国家队的消息（《邸安和青睐四国赛》）举报到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毕熙东和陈小川只好去做检查。
党报本来是为党服务的，但是党报的领导还想再捞点钱，所以就出现了这些乱象。（之二，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