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在尖沙咀对望香港岛夜景。（图片来源：庞大卫/看中国）
【看中国2021年6月3日讯】1980年，著名经济学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亦称佛利德曼）来香港拍摄经济节目《选择的自由》。节目中他称赞道，“想要了解自由市场真正运作，就要去香港”。 香港天然资源贫瘠，土地面积只有千余平方公里，可谓“弹丸之地”，唯一拥有的天然优势就是一个“港阔水深”的维多利亚港。当年这个弹丸之地上生活了450万人，大部分资源要靠进口，但这并没有停止香港飞速发展的脚步。是什么令香港在70至90年代的30年间一跃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呢？
殖民地时期的小政府
上世纪50年代时，佛利民已经多次到访香港，并结识了英殖政府官员郭伯伟（Sir John James Cowperthwaite）。郭伯伟在1961年至1971年期间出任香港财政司，主张“自由放任”政策，维持低税率政策的同时，还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继任财政司夏鼎基（Sir Charles Philip Haddon-Cave）延续了郭伯伟的政策，并将其正式定名为“积极不干预政策”。
佛利民认为，自由社会的政府和人民是仆人和主人的关系，人民是社会的主人，政府服务于人民。政府须维护社会公义，但不能过份干预社会运作，包括自由市场。他认为，“没有人用别人的钱时，会像用自己的钱一样这么谨慎。”他曾批评西方政府高税收、高福利的政策，认为政府在乱花百姓的钱。而港英政府推行零关税、低税收政策，香港个人薪俸税最高税率仅为15% 。
佛利民从经济角度分析，在“积极不干预政策”下，香港人被赋予充分的自由，可以尽情发挥才智，去从事各类商业活动，令香港经济蓬勃发展。
麦理浩在1971年至1982年出任香港第25任总督，在任期间他推行小政府政策。香港时事评论人萧若元曾表示，当年的香港“你感觉不到政府的存在”。萧若元称赞麦理浩说，“后来的香港更多是麦理浩的香港”，他引入各项改善民生的计划，还建立廉政公署，将香港的贪污一扫而光，同时持续放松对香港的管控，“其实当年港督不是向英国负责，他们整天为香港着想，这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
当然，香港经济的飞速发展不是孤立存在的，除了自由，还有法治以及廉洁的政府作为基石。萧若元赞叹道，当年香港的法治超越美国。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绝非虚言。
主权移交后的大政府
2019年，香港再度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这是香港连续25年蝉联桂冠。去年，香港首次败给新加坡，但仍位居第二。今年，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香港则榜上无名。基金会表示香港已经失去自治，完全由北京操控，以后将把香港纳入排107位的中国一起评分。
当年佛利民曾表示，政府干预愈大，其重要性亦相应增加，那么谁人控制政府则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佛利民于2006年11月离世，就在去世前的40天，他以“香港错了”为题，发表文章批评曾荫权政府，并对港府放弃“积极不干预政策”感失望。
1997年后，香港政府在北京的操控下逐步沦为傀儡政府、极权政府。而极权政府的特征就是“大政府”主义，当局要管控社会的方方面面，由经济、文化、教育到传媒，甚至到每个人的思想，一切皆以政治挂帅。政府和人民的关系由仆人和主人，倒转变成主人和仆人。
同时，为了将一个秩序井然的小政府社会变成大政府，当权者不惜引发事端，制造混乱，令社会严重撕裂，然后再推出一个凌驾于一切现行法例之上的国安法，监管社会的方方面面。当局告诉人民：是自由导致了今日乱局，因此要靠法例来规管你们，“法治”变成“法制”。至此，这个无形之铁腕就开始箝制整个社会。大政府下的人民丧失各种自由，社会亦随之失去以往的活力。
如今，这个大政府要建造大白象工程——造价6,200亿港元明日大屿，还动用80亿港元公帑作为国安开销……虽然这个大政府还未广泛触及香港的经济，但已经撼动了自由经济的根基，目前如同一幢摇摆的大厦，一旦“社会主义经济”杀到香港，大厦便顷刻坍塌。
小政府成就了东方之珠，又为之增添了耀眼的光芒；大政府泯灭了这道光芒，亦令“东方之珠”成为历史。这代港人重蹈70年前国人的命运，再度背井离乡逃离暴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