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羊人朱克明拯救了 6 名超级马拉松运动员，他在洞穴住宅中，展示了保护受灾者的保温毯。（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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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甘肃银川马拉松越野赛发生前所未有的伤亡事故，172人参赛，21人死亡，占12.2。可以说是这类赛事历史上世界仅有的，唯一的大事故。事后，许多媒体都做了重点报道，中国青年报体育版也做了长篇报道，似乎也有点水平，点出了一些事故苗头和原因。但是为什么中国的媒体总是当这样的事后诸葛亮呢？实际上，这是共产党控制舆论的残酷情况下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我从90年代初当体育记者，后来给我打成待岗职工，但还是上班，还是干体育报道，根据我33年党报记者和编辑的亲身经历，我对这个问题有以下的看法。
报纸是按照专业划分部门的，为了控制成本，要严格限制人数，这叫“定编定岗”。比如中国青年报体育部，分管28个奥运会大项，和无数国内的非奥运会项目，比如中国武术中国式摔跤，少数民族体育项目，但是只有6个人，包括两个夜班编辑，1个半脱产的主任。实际上只有3个半记者。其他部门比如科学和学校部，管着幼儿园孩子到博士生的各种教育，还包括科学报道，也是六七个人，四五个记者。报道力量明显不足，所以，一般情况下都不作为，不出去采访，采访不过来，索性少采访。
而且采访的费用会很大，坐飞机坐高铁，住饭店，都要花钱。所以报社要严格控制出差。一般是部门主任同意后，还要主管的副总编辑签字批准。副总编辑也要进行总体控制，不让自己分管的部门有很多的出差。
还要被上级部门抓官差，比如航天工程，中宣部会下令进行重点报道，那就要自己花钱派记者去，不花也不行。
这些情况一限制，一个记者一年出差的时间其实很有限，不超过4个月。也可能多一点。一般情况下不会太多。
如果是正经的采访任务，出差补助很少，很辛苦，不划算，所以记者也不愿意出差。
另一方面，媒体还有做广告的作用，所以90年代初就出现了广告公司，充当各单位甚至包括政府机构与媒体的桥梁，成为新闻腐败的专业机构。比如企业把广告费给了广告公司，再琢磨点点子，比如搞个什么活动，赞助什么赛事，那就开个记者会，准备一些红包，过去是几百元，现在估计涨到了一两千元。写个新闻通稿，连红包一起给记者，记者就把稿子发了，广告的效应就有了，但是花不了多少钱。比如韩国三星公司经常赞助中国的希望工程。希望工程又是团中央搞的活动，中国青年报又是团中央的机关报，所以这种活动经常在中国青年报上面出现。
体育从90年代初期进行改革，就是所谓的职业化改革。企业赞助体育，企业同时也获得了广告效益。我是1995年中国的职业篮球CBA创立就报道篮球的。那时候，因为职业体育刚起步，中国的企业赞助愿望不高，中国国家体委二司篮球处就把赛事的宣传推广包给了香港的精英公司，这是一家有英国背景的公司。外国企业愿意赞助中国篮球的也不多，于是选中了美国的烟草公司，头几年都是冠名555香烟、希尔顿、万宝路这几个香烟牌子。国家工商局本来是立法不允许香烟做广告的，但是为了促进中国的职业体育市场的发展，给了几年时间的宽限。所以，本来是促进青少年身体健康的体育赛事却变成了害人的赛事。
中国的足球职业赛事也是一样。90年代有一支球队就是青岛颐中烟草公司赞助养活的，为了把广告效应最大化，他们请中国青年报体育部主任毕熙东写了一个版，1万字的体育报道，专门吹捧这支足球队，吹捧颐中烟草公司。事后给了毕熙东一辆价值20多万元的紫色捷达牌轿车。半公开地行贿受贿！
平时小的活动，比如比赛报道，到场的记者也有红包。
中国青年报为了照顾这种稿子，以免太多地影响一般的新闻稿，用两个版面之间的空白刊登这些稿子。这种地方叫“中缝”。
这种现象中宣部和中国记者协会也知道，也曾经搞过几次杜绝有偿新闻的活动，但是根本无法阻止，只能是不了了之，听任它成为一种常态。就是政府部门搞的工作，有时候开记者会，都要给红包，不然来的记者会很少，回去也不一定给发稿子，或者不是按照要求发稿子，还可能发挑毛病的、讲实话的稿子。
正常的记者工作要受到人员编制限制、经费限制，而参加这种有偿新闻报道却有好处，可以得红包。因为不花单位的钱，领导也愿意批准，甚至不用跟报社领导说，只是让部门主任知道一下就行了，甚至主任也不告诉。总之是很随意。自己部门的版面发不了，还可以找其他的部门。大家互通有无，一起发财。这种活动多了，就更不愿意费力气采访新闻了。
如果是有良心的记者，还会惹麻烦。比如自己脚踏实地，深入基层，自己发现问题，而不是拍马屁，被报道的单位就不高兴，就会找到报社告状。领导肯定不高兴，这种事情多了，领导就记了仇，平时不理你，等来了机会再收拾你。我1999年由体育记者被打成待岗职工，就是例子。原因之一也是过去的几次报道领导不高兴不喜欢。当然主要还是毕熙东迫害我，怕我的才华压过了他。
中国的社会问题很多，只要有良心，下去采访都会发现问题，而且还会事先得到群众的举报。比如马拉松、越野赛事的组织，肯定为了省钱，或者因为不专业，有各种不足，记者应邀采访中也会发现。但是就装作没看见。要是看见了，写了，下次再有这样的活动人家就不请自己了，自己的红包就少了。记者的收入主要分为正常收入和灰色收入，二者甚至达到各占一半的地步。当然，有权的、有职务的记者，报道范围肥的记者灰色收入会很高，有的记者并不高。但是不会一点儿都没有，我自己也拿过红包。
中国青年报女性副社长谢湘，是行政干部的职务，因为当不了主管业务的副总编辑，但是一定要亲自担任报道国家教育部活动的专职记者，也是看中了红包。因为她的级别高，红包更多，里面的钱更多。55岁退休之后，她还坚持干了好几年记者，就是因为喜欢红包！她是副局级干部，按照中国青年报的规矩，有专车，有司机。不仅是她有红包，她的司机也有红包，里面的钱一般是记者红包的三分之一。
这样情况下，记者的事故苗头报道是发不出来的。一定要等到酿成大祸才会写报道。
中国的许多社会问题，即使报道了也不可能马上解决，或者根本解决不了，或者牵扯的面儿很广。这种情况下也不能写。80年代，我写了一篇学雷锋做好事年年都是3月5日这一天热闹的评论。好像这一天是毛泽东给雷锋题词的日子，之后的364天就没有人做好事了。稿子被副总编辑周志春枪毙了，他说：既然这种问题解决不了，那就不要说。
评论是如此，新闻报道也是如此。中国的社会问题就这样都被压下了。比如强制拆迁、人口老龄化，城乡差别，老百姓看不起病，失业严重。
在西方国家，新闻是立法、司法、政府之外的第四种力量，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第四种力量。但是在中国，只有共产党一种力量，别的都是假的。
习近平总是说我们中国有制度优势。四个自信就包括制度自信。所以各级政府党委一般也不允许搞问题报道，揭露社会问题。这就等于是骂自己了。所以，记者的这类报道往往被封杀。
体育改革主要不是为了让人民更健康，社会生活更丰富多彩，而是为了向钱看，政府少出钱，多赚钱，公司多赚钱。所以，能够让某些方面赚钱的体育活动就越来越兴旺。由此引发的问题却无人关心。马拉松和地铁、高速铁路、地方飞机场一样，都是象征着一个城市的级别，是市政府、市长的功绩。越野赛会给景区带来效益，带来更多的游客。这两年由于新冠肺炎，各地的经济和旅游都不景气，更需要越野赛、马拉松来刺激，所以这种比赛就更多，就更不能批评。我上过少年体校中长跑训练班，练过中长跑，我的队友许多因为练得太苦，心脏都出了毛病，腿跑残了。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练长距离，其实并不好，不是每个人都有很好的底子。底子好的人只是极少数。其实我们更应该参加田径场里面那种赛跑，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10000米。因为这种场地越来越少，也不能给城市带来轰动效应，所以反而受了冷落。这一点上，现在还不如文化大革命时期。
平常这类报道会被封杀，出了大事故，捂不住了，宣传主管部门就会松一些，特别是不涉及共产党和政府形象的情况下。这次甘肃白银市景泰县 马拉松越野赛死人，就因为主要是一个县里面的小公司的责任，所以新闻管制就松了很多。相反，涉及政府和共产党形象的事故、灾害报道就会控制得很严。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了网信办，管得就更严了，连议论袁隆平都抓起来不少人。媒体的报道，对袁隆平也只能是一个腔调，不许有不同的声音，这叫主旋律。何况习近平又对袁隆平做了评价。只要是党中央一作评价，那就全完了，就全不能实事求是了。灾害报道更是如此。
还有一个规律，就是新闻媒体要抢在前面发稿，一开始宣传主管部门还不知道怎么控制导向，还可以随便写；一两天之后，就会定下调子，这时候再写规矩就多了。这次中国青年报可能动手早些，所以真话还多一点儿。晚了，假话就多了，就没有真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