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时期，一方面饿死人，一方面花特别多的粮食酿酒，不免引起争议。图为飞天茅台。（示意图/HunagnTwuai/wiki/CC BY 4.0）
2014年6月6日，人民网《揭秘“三年困难时期”的茅台酒生产》在网络上引起激烈争议。争议的原因，在于1959～1961年茅台酒的产量、原因及社会效果。
据其文介绍，1959～1961年间，茅台酒的生产出现了“大跃进”：三年中合计产量为2079吨，为此使用粮食2260万斤（其中高粱1085万斤，小麦1175万斤）。
这两项数据，产量来自《茅台酒厂志》（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用粮来自《仁怀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二者均为权威的官方出版物。核对两本书，数据是准确的。
根据《茅台酒厂志》及《中国贵州茅台酒厂有限责任公司志》（方志出版社2011年版，以下简称“公司志”），茅台酒的产量为：1959年820吨，1960年912吨，1961年347吨，三年合计2079吨。从历年产量来看，1959、1960年的确出现了“大跃进”情况。国营茅台酒厂，是1951～1953年从解放前在仁怀县茅台镇的“成义”、“荣和”、“恒兴”三家私营酿酒烧房或收购、或接管后合并而成的。其产量，1949年为50余吨，1952年75吨，经大力发展，至1957年达283吨，但1958年一跃而至627吨，进而1960年达912吨，为1977年前的最高峰。从中可以看出，1958年到1960年的茅台生产的确是“大跃进”。
由于“大跃进”片面追求产量，导致质量下降，企业从微利变成亏损，从1961年开始产量下降至347吨，1962年降至363吨，亏损6.8万元，1963、1964年持续恶化，产量降到325吨和222吨，年亏损额分别为37.7万元和84.8万元。1960年生产的912吨酒中，合格率仅为12％，不合格品近800吨；1960～1963年不合格品或次品酒达1750吨（约占总产量的90％），后来以其他酒的名义低价处理。这就是“大跃进”的后果。
然而，引起争议的原因，不在于茅台酒质量下降，因为那个时代一般老百姓也喝不到茅台酒，质量下降和一般老百姓没什么关系。有关系的，也是引起争议的，是制造这些酒花掉多少粮食。众所周知，那几年发生了大饥荒，很多人饿肚子乃至浮肿、饿死。一方面饿死人，一方面花特别多的粮食酿酒，这不免引起争议。
由于《揭秘“三年困难时期”的茅台酒生产》一文中提到1960年生产茅台酒的不少粮食从仁怀以外地区调运，有人质疑说：茅台生产必须用当地特产红缨子高粱，不能用其他替代，所以说各地调粮支持完全是谎言。
实际上，调粮的数据来自《仁怀县志》：“1960年茅台酒原料告急，省粮厅从全省各地调来红粮支援，即遵义专区11万斤，毕节专区29万斤，铜仁专区10万斤、黔东南州12万斤，贵阳市7万斤，湄潭县1万斤，习水县10万斤，桐梓县10万斤，正安县1万斤，赤水县4万斤，务川县1万斤，息烽县1万斤，加上本县20万斤，共117万斤，仍然不够，中央粮食部又从四川江津调来70万斤，才保证了当年下沙需要。”县志为官方主持编修，所说必有依据，这证实了调粮的说法。
质疑者所说“必须用当地特产红缨子高粱”也是不了解情况。茅台酒的生产，主要原料是高粱和小麦，小麦做曲、高粱造沙。仁怀当地所产高粱，最适合茅台酒传统、独特的工艺要求，但这不是说除当地高粱外就不能作为原料。据《茅台酒厂志》记载，1954年茅台产量扩大至136吨，“约需用红高粱和小麦约800吨，仁怀县不能满足需要。从1955年开始，原料收购范围便由仁怀县扩大到邻县遵义、金沙、桐梓、习水、赤水、古蔺、武胜等县……1959年、1960年茅台酒年产量增长到800吨至900吨，需酿酒用粮4000吨到5000吨，当地每年最多只能解决500吨，绝大多数要靠外县、外省调进。”这段记载说明，上世纪50年代，酿制茅台酒的高粱的确不仅仅止于仁怀本地所产。
至于生产茅台酒的高粱是否必须用红缨子高粱，《茅台酒厂志》说：“据1956年的历史资料记载，有4个红高粱品种最适合于酿造茅台酒：（1）矮子高粱；（2）中心高粱；（3）麻鸡婆高粱；（4）红缨子高粱。”而在《仁怀县志》中，内容完全相同，但高粱只有3种，缺第四种“红缨子高粱”。不管“1956年的历史资料”所记到底是3种还是4种，可以确定的是酿造茅台并非只能用“红缨子高粱”。
还有质疑说，“为什么各地调集这么多粮食，但酿造出来的1965年酒却是有史以来最低产量？”这种质疑也是不了解情况所致。首先，1965年茅台酒产量是246.8吨，比1964年产量222吨略高，并不是“有史以来最低”，至于这两年的产量低，原因如上所述，是因为质量下降和亏损。其次，这种质疑缺乏基本常识，即不清楚产量是指原酒产量。茅台酒生产一年一个周期，生产过程8次发酵，7次接取原酒，产量均指当年生产的原酒数量。原酒经过数年窖藏、勾兑后再出厂销售，出厂量和产量不是一回事。
生产1斤茅台酒需要5斤粮食（高粱、小麦各半），1960年茅台酒产量高达912吨，需粮食4560吨，即912万斤（实际用粮990万斤）。据时任贵州省粮食厅党组书记、副厅长王民三在其日记中所记，当年贵州全省粮食极其紧张，他自己每月23斤粮食定量，得了中度浮肿，一家六口，浮肿就有四个；在农村，每人每天6两（一斤16两制）粮食都不能保证；大街上抢粮、抢饭时有发生，聚众抢粮事件也不少见。990万斤粮食，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这些粮食从哪里来？
上世纪50年代的茅台酒厂，实际上只是个生产车间。公司志对茅台产销有个说明：“1951年至1979年，茅台酒厂产品销售一直处于国家计划严格控制之中，企业没有经营自主权，属典型的生产型企业。生产的全部产品均由国家统一计划安排，由企业按出厂价调出。产品调拨权属贵州省酒类专卖事业局，业务由仁怀县酒类专卖局代理，产品全由国家糖烟酒公司及外贸部门负责包销，企业没有销售权。生产发展所需的原料、资金也由国家全部负责安排，企业基本上不直接参与市场经销活动。”
由此可知，茅台酒的生产、销售计划不由酒厂自己决定，原料也由“国家全部负责安排”。王民三的日记中提到：1959年4月3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粮食厅局长会议上，王民三在汇报压缩粮食销售时，“谈到压缩酿酒用粮，余部长马上插话，茅台酒用粮可不能压呀！”余部长，指粮食部副部长余杰。1962年元月19日，“省委开会研究茅台酒的生产和粮食供应，确定今年拿出600万斤粮食（小麦、红粮各半）。我说，在粮食困难情况下，要力争加以照顾，粮食部长也打过招呼要支持生产。当然，酒的产量目前还不能满足市场需要。”这就说明，茅台酒的原料由贵州省委乃至国家粮食部安排，除仁怀当地外，可以从贵州各地乃至邻近的四川省调运，这与上述调粮地相符。只是，在“三年困难时期”，贵州和四川都是饥荒和非正常死亡最严重的省份，其调粮地无一不是情况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