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整风是“引蛇出洞”，把右派“一网打尽”。图为毛泽东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一、被诱入“阳谋”陷阱
1957年，在中华大地掀起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反右运动。中共反复动员全国民主人士、知识份子帮助共产党整风，美其名说要清除“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要求大家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从中央到地方，到处都在动员，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各级民主党派和广大干部、教师都本着一股爱国热情，苦口婆心帮助共产党整风，希望共产党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们从实际出发，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
反右运动，帮助共产党整风其实是了“引蛇出洞”；待到进入圈套的人差不多了，于是突然进行反击，把右派“一网打尽”。这样一放一收，就把中国大陆几百万正直爱国的知识份子都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份子。
但是，这么一大批不拿枪的敌人揪出来了，怎么办？关进监狱，送劳改场，是无法容纳的，于是中央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收容劳动教养。劳动教养是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行政处分。过去最高行政处分是开除公职，现在可保留公职送劳动教养。国务院公布的“劳动教养条例”却还说这是一种安置就业的办法，是行政的最高处分。这些漂亮话是自己骗自己，实际上是因为树敌过多，牢房里关满了囚犯，对这些因思想犯罪、因言论犯罪的“罪犯”太多了，已经难以容纳了。改个名称叫“劳动教养”，不需要检察院立案，不需要警局逮捕，更不要上法院，何等方便！这些都是没有判刑的囚犯，找一块荒凉无人烟的地方办农场，让他们在那里自生自灭。
于是，这些农场就在全国各省、各地遍地开花了。浙南（当时的丽温台）就在龙泉开办了一个“河村农场”，这是对外称呼，其实际性质就是浙南劳动教养所。这个教养所在1958年初开办，各地陆续把劳动教养的人员都往此处送。这里是一片荒山野岭，劳教的囚房由劳教人员自己建造，建好了再把自己关在里面。
二、“适可而止”对应磨难
我是1957年8月19日被指名批判，划为右派份子的，1958年3月8日被送往龙泉河村劳动教养。从浙南各地送到这里实施劳动教养的人员，老少皆有，只要当地部门的领导认为要送的就送，最多请示县老爷点个头就是，无需通过法律程序申办手续。所以“劳动教养”是毫无法律依据法外之法，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共产党的各级党委要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
我在河村农场蒙难期间，遇到的有白发苍苍年过花甲的老人，也有刚上初级小学的不满十岁的孩子。被送劳教当时叫“收容劳动教养”，听来似乎是很宽松的，可到现场实地一看，你就心惊肉跳：周围是高高的围墙，还添加铁丝网，一个个岗亭比邻相望，高度均在屋顶以上，站在岗亭上，全场劳教囚犯的宿舍，全在其监控之下。这些民警——不，是武警，是全副武装的警察，荷枪实弹，使整个农场显得警备森严，与关押重犯的监狱毫无分别。
河村农场占地上千亩，离龙泉县城仅十余华里，到底关押了多少人，我无从证实，但估计总有上千人。场内按劳动工种设队，分为：农业队、蔬菜队、砖瓦队、砍柴队、工业队、化工厂，每个队都配有队长、指导员、管理员，具体管理各队劳教囚犯的劳动生产、思想改造。白天布置繁重的劳动，把人折磨得精疲力尽，晚上两个小时的洗脑学习，雷打不动。开始时我被分配在农业队，农业队的任务是种植水稻、麦苗、蕃薯，花生等农作物。
刚到农场时，有一件事在我记忆中很深刻。那时我刚来还没几天，遇见了一个武警，是我云和的老乡，不过我们原来并不认识。他听到我讲云和话，知道我是云和人，就问我：“你们前几天云和一共来了几个人？”我说：“5人。”他说：“你叫他们都到我岗亭下来，我有话要对你们说。”我就回寝室告诉同来的难友，我们一起到岗亭下听班长训话（上面规定对武警一律称呼班长）。这位班长为人很和蔼，用云和话对大家说：“我们都是云和人，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农场的制度、规矩，大家一定要严格遵守。”他在介绍规章制度中暗示了一下，说，既然是被送来劳动教养的，就要通过劳动改造来接受教育，通过劳动来养活自己。劳动是每日每时的经常性任务，是长期的，各人都要适可而止。这个提醒虽然各人领会不同，我内心却深受感动。
在当时“阶级斗争”的年代，作为一个武警，同情“阶级敌人”是丧失立场的严重问题，是要受严厉处分的——可能被开除，甚至连自己也会成为劳改犯。他敢这样真切地关怀我们，正是他善良的人性的表现，在那个残酷的时代，是十分难得的。我牢牢记住这“适可而止”四字，尽力保护自己。在那个残酷的环境中，我以“适可而止”应付灾难，靠“适可而止”度过难关。我感谢这位真诚善良地对待我们的班长。
三、孩子也蒙难
历经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以后，一些敢讲真话、维护民主、主张人权的人士越来越少，竟至消声匿迹了。谁敢对领导讲半个不字，就要遭难，甚至格杀勿论。即使年少无知的儿童，也会被抓来劳改。
农场不知从啥时起，来了一批少年劳教犯，年龄都在8～14岁之间。这一批孩子，年少无知，真的不知天高地厚，武警的高压手段，对他们似乎收效甚微。可能农场指导员看我年纪较轻，又当过教师，就指名叫我去少年劳教组里当老师，实际上相当于大组长。我受管理员的委讬，对这批犯事的小孩子进行管教。我的任务是叫他们乖乖地听话、接受教育，参加劳动，遵守劳教场所规章制度。
我到少年劳教组以后，通过两天的体验，开讨论会，由大家民主推选出3个小组长。对这批孩子，我就当他们是我的学生，或者是顽皮学生。大家相处还是挺和谐的，他们有啥说啥。这些孩子除温州来的有几个是小偷，有几个因打架、骂人犯了流氓殴斗罪之外，大部分都是“政治”问题：有的阶级成分不好，家庭都是黑五类；有的有“反动言论”，骂了地方干部；有的属于“世仇分子”，父母被关押，被枪毙。共产党把这批孩子都定为“阶级敌人”。由于他们还未成年，不能追究刑事责任，就都被集中送来劳动教养。
温州的孩子一般比较调皮，台州、丽水的稍微老实一些。我自己就是地主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复杂；外加当时中共云东区委的一个组织科长，叫柳德兴硬说浙南大众报上的一篇小品文，内容是讽刺农村荒唐的粮食政策，估计是我写的，要我检查认错。但实际上此文确实不是我写，我拒绝检查认错。他就说我态度恶劣，并诬陷我组织右派集团，编造我是右派集团头目，把我屈打成极右派份子。我们都是无辜受苦受难的难兄难弟，大家都有同样不幸的命运，绝不能相互内斗。在取得共识的前提下，我教育几个比较强横的孩子，要他们扶助弱小，不准他们欺负老实人，劝导大家建立同舟共济的患难友谊。我真诚的态度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开始安心下来，组里也就太平无事了。
我在少年劳教组，劳动是比较轻松一些，我的工作侧重于管理。我和这群孩子相处的日子里，感到他们天真活泼、聪明好学，从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反动言论”、什么“反动思想”；看得出来，他们内心最主要的思想活动是担忧和恐惧。他们小小年纪，却大多沉默寡言，在社会上本来就是一个弱势群体，那些罪名都是当政者强加给他们的。仅仅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阶级成分，就把他们打成“反动分子”，强加莫须有的罪名，我不知道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幸福还是可悲！
四、搞运输的日子
我被无辜关押期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时间一长，我的心灵也就渐渐的麻木了。我的家庭成分，按土改时的划分，是“地主”，于是共产党就认定我有“根深蒂固的反革命思想意识”。可是实际上我从懂事以来，就是一个爱国青年，在学校里是一个好学生；师范毕业以后，我到了工作岗位上，也是一名优秀教师。我曾享受共产党对我的特殊优待，一名地主家庭出身的青年，加入了共青团，成为全县青年教师的表率，一夜之间却成了右派，硬把我推到“阶级敌人”的一边，我又有什么办法！划右时的所谓结论，本来就是诬陷的，我一条也没承认，执政者无视事实，照样给我从严惩处，遣送劳动教养。进场以后，为了生存，我就打定主意：“要爱护自己，保住性命，应付劳动要适可而止。”我还必须清醒认清现实，不要上当。没有人权的社会是没有诚信的，不讲道理的。什么“向党交心”、“坦白从宽”，都是骗人上钩的鬼话。
几个月以后，那批牢头狱卒，看看这批少年劳教很宁静，管教也轻松了，队部就把我调回农业队，发配到运输组当学习组长。运输组的劳动强度比较大。组里有一部大车、六部小车：大车一人把扛、四人背绳；小车甲级劳力一人一车；乙级劳力二人一车：一人把扛，一人背绳。甲级劳力享受甲级饭量标准，乙级劳力就只能吃乙级饭。我不是强劳力，当然是乙级，也是无话可说。每天早晨天未亮我们就去厨房领饭，三下五除二的吃了早饭，天亮马上出发。我们的任务是把农产品拉出去，把肥料拉回来，每天晚上都必须预先和各个农田生产管理组联系，了解要送龙泉的农副产品的品种和数量。农场在龙泉办了一个农贸产品供应站。我们从田管组将农副产品过秤领出来，装上车，送往龙泉供应站，由供应站人员过秤验收；下午全组集体行动，分头从龙泉的积肥点装肥料，一起把肥料运回农场，送到田间管理组指定的地点卸下。每天早晨黑洞洞的，我们就得起床；晚上刚回来，天也就黑了，才吃晚饭。我们早晚用餐都是在电灯光下，这么高强度的劳动，都是为了“赎罪”和每个月的4块零用钱，还要天天感谢“人民政府”的恩赐。
白天的劳动已经够累了，可是每天晚上两个小时的洗脑学习是雷打不动的。我的任务是做学习记录，这里面可有很大的诀窍。因为记录本虽然放在小组里，指导员每个月，或有突发事件时，都要小组汇报或抽查小组记录本。我对指导员报喜不报忧，隐瞒一些不良情况，让干部们感觉到运输组劳动积极，思想稳定，人人都在认真改造，以求太平无事地过日子。
五、惊天人祸：百三难友葬身火窟
1959年的一个晚秋，我们运输组照常上午运送农贸产品去龙泉，下午拉回肥料。返回农场时，半路上，我们碰到一个老大妈，向我们问道：“在你们农场的方向，是否发生过什么火灾？”我忽然心里一动，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我们说：“不知道。”回到农场，平时我们运输组卸完肥料，车辆都是放在田间管理组，大家走回宿舍，值日的再去领饭，按组安排用餐；可是今天我们刚到田间管理组就接到通知，说是指导员要运输组全体人员到那里去开会，有紧急任务。大家正在猜测是否真的发生了火灾？一到管理组，指导员一开口就说：“农场这次遭遇特大火灾，各组都有伤亡，农业队只有运输组是平安的，完好无损。为了做好火灾善后工作，场部下达运输组一个突击任务：运输组全体人员今晚要加班到天亮，必须保证完成这项任务！”说透了就是要连夜把被火灾烧死的难友尸首全部埋葬完毕。运尸体不能用车辆，埋尸体也没有挖掘机，只能用农业队的锄头、铁铲、毛竹杠、簸箕。埋葬地点不在公路旁，而是离劳教人员宿舍3里多的一个小坳沟里。公安处指令不准集体混埋，必须把每个遭难者分别埋葬，插上姓名木牌，以便辨认。这样，将来死难者家属来查问，可以有个交代。
这个意外的事故使我们又悲痛又惊慌。接受了指导员的任务，我们就走进农业队的宿舍区。一片惨象立刻呈现在我们眼前：门前一片狼藉，死者大都集中在门口的通道上。囚房宿舍是长条形的，一排12间，建造时虽然中间各有四个门户通道，但为了武警管理方便，只留朝岗亭山墙的一个1.5米宽的山墙门，供人们出入，其余的门全部加锁，严密封闭。这次火灾起于厨房烟囱，入秋以来长久未下雨，我们这些囚房宿舍又都是茅草房，从烟囱飘出火花随风吹向西边的公厕屋顶，公厕上的茅草过于干燥，一触即燃，很快就腾起烈焰，火势迅速漫延开来，蔬菜队、农业一、二队宿舍全都燃成了一片火海，以致酿成这样严重的死伤。
我们农业运输组16人，平日劳动虽苦还能应付，这天一个通宵加班下来，个个都己精疲力尽了。我们用两只簸箕，口对口拼成一套，两人抬一个尸体至山坳沟，挖个小沟，放下尸体，盖上泥土。木工房做了很多木牌，尸体能认得清的就写个名字插上，不认识的就让它空着。由于这次火势太猛，人体经大火一烧，全成了黑焦炭，大多很难辨认，只好让木牌空着。据后来场部统计，大火烧掉茅草房3幢，死难人数约130多人，其中蔬菜队30多人，农业1队100多人，农业2队1人。农业2队宿舍位于最后面，多数难友先后逃离火海，免于死难，烧死一人却是我们云和老乡。这位老乡是原任云和县中心小学总务主任，叶滕老师。肃反时审定他是历史反革命，都快60岁的老人啦，当了一辈子的教师，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年老体弱，行动迟钝，因此葬身火海！
农业1队是重灾区，宿舍位于火灾区的中心，因此死亡人数最多。据死里逃生的难友介绍：起火正值午后休息时间，当时发现厕所起火，室内有少数人走向门口看望，准备逃离，却遭武警暴力阻挡，凶狠训骂。数分钟后，农业1队宿舍拦腰起火，部分劳教人员不顾武警阻拦，冲出岗亭，逃向后山，保住性命；可是对多数人来说，为时已晚，逃不出来了。出入口只有一个1.5米宽的门，最多可容3个人一排进出，火灾时人们惊慌失措，涌到门口的，是几十、上百人，逃在前面的，侥幸逃出去了，力气小的跌倒在地，后面的人就踩着他们的身体跑出去，因此伤亡惨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