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大流行病期间，应用了“大规模的否认、掩盖、转移、拖延和虚假信息的运动”。（图片来源: Adobe stock）
【看中国2021年7月25日讯】（看中国记者成容编译）令人震惊的研究显示，中共的首次病毒掩盖，是二十年前对萨斯（SARS）的掩盖反应，为其在Covid-19问题上的“无耻欺骗”行为创造了模板。这是英国著名调查新闻记者比雷尔（Ian Birrell）的最新揭露。
比雷尔曾经是英国前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的演讲撰稿人，7月25日，他在《星期日邮报》上，发表了一则揭露中共在两次冠状病毒大流行中的掩盖和撒谎模式的专题报导。
2002年底，中国南部沿海省份广东的几位厨师和动物商人患上了一种奇怪的呼吸道疾病，使他们咳嗽、发烧，呼吸困难。当时，北京称它为“非典型肺炎”，但国际的正式名称为萨斯（SARS）。
有几个人在为食客当场屠宰动物的餐馆工作，另一个人为他们提供这种动物，还有一个人在当地肮脏的市场上卖蛇，市场上堆满了笼子。这种神秘的疾病让医生感到震惊，因为它显然具有高度的传染性。卖蛇的人死后，他的妻子和一些为他治疗的医务人员都病倒了，而至少有两名厨师在附近的其他医院引发了疫情。
这些事件标志着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全球流行的开始--这种致命的新型冠状病毒几乎肯定来自蝙蝠，在30个国家感染了数千人，包括英国的四个地区。
幸运的是，尽管其致命的毒性和对老年人的可怕影响，全世界只有774人死亡（包括中共的假数据），疫情在几个月内被扼杀。这是对世界的一个警告，从全球健康灾难中侥幸逃脱，显示了一种新病原体的危险性。然而它没有被注意到，在近二十年后造成了可怕的后果。
鉴于最近发生的事件，它还以令人不安的熟悉程度暴露了一个共产党政权的反应，该政权对这种疾病撒谎，让医生闭嘴，掩盖数据，欺骗全球卫生当局，并将“生物恐怖”袭击归咎于他人。
第二年，在中国的一个旗舰国营实验室发生泄漏后，该疾病再次短暂爆发，此前在台湾和新加坡的高度安全的研究中心也发生了两次感染事件。难怪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这些实验室是重新传播SARS-CoV的最大威胁”。现在，北京对这两次爆发的险恶反应，在《CBRNe World》发表的一篇令人震惊的新论文中得到了强调，这是一份为生物、化学和核威胁专家发表论文的杂志。
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国际和安全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莱滕伯格（Milton Leitenberg）认为，SARS教会了中共，它可以“误导、误传和操纵”卫生当局，而很少有后果。他说，这个教训在随后的实验室感染爆发中得到了加强--然后在大流行病中以“积极和勇敢的风格”应用了“大规模的否认、掩盖、转移、拖延和虚假信息的运动”。
耐人寻味的是，中共立即将最新的冠状病毒归咎于武汉的一个动物市场，在科学机构的支持下，坚持认为是动物的自然“传出”，而不是实验室中的任何不正常现象，直到这一点被推翻。
那么，在第一次SARS爆发时发生了什么？
2002年11月16日，第一个病例被追踪到佛山的一个病人身上。这个城市，与武汉不同，位于一个因珍奇料理而臭名昭著的地区。随着病例的增加，许多病例与动物贸易有关，随着家庭成员和医护人员的患病，出现了明显的人类传播迹象。卫生官员警告说，这是一种新的、类似肺炎的疾病。
然而，中国共产党的反应是扼杀信息。又过了三个半月，中国才最终承认了这一流行病，当时这一流行病已在世界各地蔓延开来，造成死亡和疾病。
2003年1月20日，北京派出专家前往广东省省会广州进行调查，但是他们在一周后提交的报告被标记为“最高机密”，没有与世界卫生组织分享。
党的领导人在新年庆典期间实行了新闻封锁，但是，中国在当时是一个控制较少的社会，因此谣言四起。一条警告“致命流感”的短信在三天内被分享了1.26亿次。
这些故事被香港报纸报道后，世卫组织要求回答。中共政府承认有一种疾病，但坚称它受到控制。几天后，官员声称病毒是由衣原体引起的，这是一种性传播感染。然而，这一流行病正在加剧，对卫生工作者的打击很大，仅在广州就有400多人患病。一种被认为能够预防这种疾病的醋的销售量急剧上升。
北京拒绝了外界的帮助，就像对待Covid-19一样。2月23日，世卫组织报告说，中国卫生当局已经宣布广东的疫情结束。然而两天前，一位在广州医院治疗病人的肺部专家乘车前往香港参加婚礼，他在一家酒店的短暂停留，感染了住在同一楼层的加拿大、新加坡、美国和越南的旅行者。
现在，这种疾病在地球上被释放出来，后来有4000多个病例被追踪到这位医生的一夜之行，他把病毒传给了他的14名同伴。
一名患病的香港居民感染了一家大型教学医院的100多名工作人员。一名来自新加坡的妇女在回家后引发了90个病例。几天后，一位加拿大母亲，在感染了她的儿子和几名医务人员后在多伦多死亡。加拿大妇女死亡一周后，世卫组织无视中国，宣布了全球警报，两周后，即3月25日，在其55年历史上首次发布了紧急航空旅行警告通知。
同一天，一名受感染的妇女从新加坡飞回英国，一周后，在曼彻斯特一家医院住院。另外三名英国人在伦敦接受治疗后出院。
这种疾病被命名为SARS，其病毒的学名被称为SARS-CoV，就像在武汉出现的后续疾病的病毒被称为SARS-CoV-2。2003年3月底，中国终于承认病毒在广东以外的地区传播，但指责香港是源头，就像它在北京爆发的事件中对泰国提出了更多虚假指控一样。
几天后，中共政府再次宣布该疾病“已经得到控制”。最后，政府允许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调查小组进入。但官员们阻止他们在八天内前往疫情中心，未能提供承诺的样本，并拒绝让他们访问北京医院的病人。然后，在获准进入医院后，他们把病人藏起来，在病例数量上欺骗世界卫生组织。
网络杂志《中参馆》（ChinaFile）编辑杰克斯（Susan Jakes），当时是《时代》（Time）杂志在中国的记者。她回忆说：“医生们告诉我，当世卫组织的检查员来到时，他们被命令从三家医院带走病人。在一家医院里，他们被送进救护车里达数小时之久。在另一家医院，他们被关进了地下室。”
鉴于情况的严重性，许多医生被这种欺骗行为激怒，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有几十名同事生病了。一位病毒学家说：“北京的医生听从政客的话，所以他们没有要求戴口罩、护目镜或手套。他们相信这些宣传。”
在卫生部长声称北京只有12个病例和3人死亡后，一位勇敢的军区医院的吹哨人医生联系了杰克斯，以揭露真相。
蒋彦永告诉她，医护人员很生气，因为仅一家军队医院就有60名SARS患者，7人死亡。他说：“我无法相信我所听到的事情。我有责任协助国际和地方的努力，防止SARS的传播。”
比雷尔在文中质问：“这就是无情的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迅速镇压那些在武汉试图警告Covid-19的医生，然后在去年驱逐美国和澳大利亚新闻机构的记者的原因？”
BBC记者沙磊（John Sudworth），四个月前也被赶出了中国，因为他试图调查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冠状病毒研究人员经常去收集蝙蝠样本的一个矿场。
至少在2003年，由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Gro Harlem Brundtland）领导的世卫组织，在出现两面三刀的报告后表现得很强硬，这与它在埃塞俄比亚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领导下，在这场大流行病中，对中共采取的献媚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当时的世卫组织，指责中国误导公众，在病例数量上撒谎，对一个联合国机构来说，它的语言异常直白。布伦特兰要求说：“下一次世界上任何地方出现奇怪的新情况时，让我们尽可能快地介入。”
来自医生和世卫组织的这种压力迫使中共采取行动。中国当时的领导人胡锦涛，命令官员停止少报数据，卫生部长被解雇，政府承认病例增加了10倍。在三个月内，通过实施新的措施，如旅行限制、机场热扫描仪、检疫、接触追踪和在受影响最严重的地方戴口罩，全球疫情得到了控制。
新加坡医生兼卫生部长萨达西文（Balaji Sadasivan）告诉《纽约时报》：“我认为，我们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这是一场用温度计和检疫进行的战斗。”
疫情结束时有8,098个确诊病例，774人死亡。这是一次幸运的逃脱，因为SARS比Covid-19致命得多，但是它的症状在人们开始传播疾病之前就已经很明显了，与它的后继者不同。甚至在SARS疫情结束之前，科学家们就发现病毒是由果子狸携带的，这是广东流行的汤中的主要成分之一，还有蛇肉和菊花（茶）。
奇怪的是，在这次Covid-19大流行中，尽管进行了密集的努力，包括对80,000多个样本进行测试，但研究人员一直未能发现任何可能在大流行中从蝙蝠向人类传播SARS-CoV-2的动物宿主。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在实验室发生了一系列涉及SARS的事件，几乎引发了第二波浪潮，暴露了高度安全的研究单位的安全问题和中共对保密的痴迷。第一起事件是小事，涉及新加坡的一名学生。第二次更加严重，发生在台湾的一个最高安全级别的军事实验室，与武汉病毒研究所一样，由法国提供设备。超过90人不得不被隔离。
在2004年2月至4月期间，由于中国实验室的草率做法，至少发生了四起初级感染，导致11起确诊病例，包括一名治疗病人的护士，近1000人被隔离起来。这些病例开始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CDC）管理的一个病毒研究所实验室，在武汉的研究所开始运作之前，该实验室当时是中国领先的病毒研究中心。
前两起案件从未被正式披露，只是在中国调查记者的揭露下才出现。最终，世卫组织派出了一个小组，尽管它没有提交报告，这与先前在新加坡和台湾发生的事件不同。
系统性的失误，包括一个装有SARS样本的冰箱被移到实验室外的走廊里以腾出空间，导致几位高级官员受到“行政处罚”。他们包括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董小平，他现在是疾控中心的联合主任，以及一名共产党高级官员，他甚至在2020年2月加入了世卫组织对Covid-19大流行病起源的第一个研究小组。后来，该机构宣布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极小。
六年前，中国军队出版了一本书，声称SARS是在中国以外的一个实验室中产生的，类似于其官员现在建议美国的一个军事研究中心作为这次大流行病的来源。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问题高级研究员黄延中说：“我们以为SARS会成为处理疾病的分水岭，他们会吸取透明的教训。但是模式并没有什么不同，在武汉爆发之后，掩盖、否认和不作为。”
他是对的。这两起事件之间有许多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甚至包括它们出现的时间，以及地方官员对可能扰乱党的会议或公共假期的行动的影响的担心，尽管只有一个可以明确归咎于野生动物。
英国外交委员会主席、保守党议员图根哈特（Tom Tugendhat）说：“独裁政权滋生了不诚实，因为每个人都害怕一个错误可能带来的（个人）损失。今天在中国也不例外，但这次我们都在（为此）付出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