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总部，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海运仓2号
中国青年报厚颜无耻，我知道的就是逼死了两个人，王长安和冯兴义。但是也“培养”出了几个大作家，下面讲讲这方面的故事。
第一个就是刘宾雁。他是50年代就进入中国青年报的，但是1958年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劳动。过了几年又允许他回到报社，但是是在锅炉房烧锅炉，不许他干记者编辑的工作，就像1999-2017年对待我一样。文革结束后，他时来运转，调到人民日报，而且写作迎来黄金岁月，特别是报告文学《人妖之间》，让他获了大奖。他成为当时最有名的作家，而且是最有良心的作家，他的报告文学是揭露贪官，不是只有文学价值。1989年六四事件他积极参与，后来流亡到了美国，在美国死去。
我是1985年进入中国青年报的，那时候他已经调走了，所以我对他不熟悉，没见过，只是听老编辑们讲过。我的领导也是恩师，认为我是右派子女，黑五类，所以可以搞好群众工作部记者编辑的工作，把我调进中国青年报的群工部老主任尤畏，和刘宾雁是同时代的人，老同事。他们俩都是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人。我通过尤畏能够感觉到刘宾雁是一种什么样的人。
第二个是张建伟，80年代是天津记者站站长，写了很多有分量的稿子。报社提拔他为编委，马上就要升为副总编辑，副局级。这是1999年的事情。但是他已经爱上了报告文学和电视剧剧本的写作，撂挑子不干了，说什么也不在乎报社的提拔，不想当这个官。就是不来上班，不写稿子，失踪了，其实是躲起来搞创作了。这在报社领导眼里就是“躺平”了。他们多次做工作也没有任何效果，于是决定：解除他的高级记者职称，降为中级职称。处级干部当然也没有了。把他的关系放在“待岗部”。每月大约白给1000元钱，基本工资。
此前张建伟也觉得自己的老婆与自己志不同道不合，不回家了，造成了事实上的离婚。而与科学部的老姑娘当然也是一个有思想的女记者女编辑叫邓琮琮的搞到了一起。后来写了很多作品，特别是关于清朝的电视剧剧本和报告文学、小说。估计也挣到了钱，也就不在乎报社那点钱了。2021年年初，张黎群去世，报社离退休的老记者们发起参加追悼会的活动，我还在群里看到了张建伟和邓琮琮的名字，而且是挨着的，说明二人现在还是恩爱如初，夫唱妇随。不过几天后，因为我已经在海外媒体公开发表批评报社、共产党的文章，讲述报社耍无赖，欠我工资的事情，报社离退休办公室的人就把我从这个群里移了出去，所以我现在就完全不知道张建伟的行踪了。
他是著名作家了，但是我也不是太羡慕，因为他也是顶着共产党的审查，写的东西也不敢反党，还要顺着共产党的意思来，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甚至是有点骗人的。
第三个是报社文化部主任徐虹。女，40多岁。她20多岁好像就出版了小说，著有小说集《青春晚期》，散文集《好像高雅》、《有内容的眼神》。散文《北京断章》获老舍散文奖，并选入《2003年优秀散文选》。中篇小说《青春晚期》、《起风了》、《我和病人的秋日下午》 多家刊物转载。我2007年恢复工作，是在检查组当校对、检查，负责文字和知识性差错的纠正。上白班的时候，经常看徐虹他们部门的版面，经常看出一大堆差错，就把大样给她送去，本来应该是他们部门的小编辑来我们办公室拿。但是我却要送过去，她们是4楼，我们是3楼，还要爬一层楼。我就是想认真点，改好点儿。但是她总是敷衍我，躲着我。因为那时候我就已经跟报社领导对着干了，所以她很油滑，就要躲着我。怕跟我走近了，领导知道不高兴。后来中国文联下属的一个刊物好像是文摘杂志，非要调她过去。她就去了。不久又回到了报社。总编辑张坤对她照样很欢迎。“好男不娶新闻女，好女不嫁财会男。”女记者能通天，也就是能认识高级领导，所以办什么事儿都好办，也可能会跟高级领导睡觉。那样的时候，床上的话都很有文化，领导自然喜欢。所以女记者跟男记者完全不是一种动物，所以在中国青年报，女记者就能来去自由。而像我这样的男记者，一直不离开，都让我拿了8年待岗待遇。要是调走了根本不可能再让我回来。人事处处长王勤桦还骗我自己找单位调走，说你要是调走，报社给你开一个副高职称的证明。那我也没走。走了他们欠我的钱就等于全放弃了。我2017年来美国，第二年她得了癌症很快就死了。她是1969年出生的，死时候49岁。
第四个作家是陈彤，要说挣钱，谁也比不了她。她是电视剧《一仆二主》《马文的战争》的编剧。前者的稿费，据说一集就是30万元人民币。一共30多集。一个剧本就挣了1000万元。但是她的成功跟中国青年报对她的迫害有关。
她是90年代进报社的，起初在《社会周刊》当编辑记者。新闻写作上没什么突出的，但是绝对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因为她会下中国象棋，而且报社好多男同事跟她下棋都输了。都甘拜下风。我会玩儿中国象棋，但是没和她下过，那时候我主要精力都放在写评论、学英语搞翻译上面，所以得了颈椎病，就绝对不在坐着的游戏上浪费时间。那样会无谓地加重病情。所以已经很多年不玩棋不打扑克牌了。
1999年报社“全员解聘全员竞聘”，她去了陈小川下面的《青年时讯》。陈小川是社长，主编是刘爽，当过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主持人（该节目初期，聘请了很多兼职人员），美女。陈小川可能老觊觎但是刘爽不理他的茬。另一个女编辑是刘静，几年前陈小川就让她怀孕了，刘静向陈小川求婚，陈小川说“贻笑大方”。不同意。这种关系之下，刘静也是横吃横喝。后来，刘爽去了杨澜的阳光卫视。陈彤就被待岗了。刘静当了主编。我虽然在毕熙东的《青年体育报》当“校对”，但是他不给我开上岗证明，所以我的人事关系也是放在“待岗部”，等于跟陈彤是一个部门的。陈彤还得了妇女病，大概切除了子宫，所以就永远不能生育了。本来她有个男友，一看连孩子也生不了，就和她吹了。她是各方面都受到打击。但是她很坚强。跟着王海玲学写电视剧剧本，她们合作的是《中国式离婚》，很成功，后来她就自己写了。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她和我是邻居，都住在北京朝阳区望京湖光中街二号院，她是3号楼，我是1号楼。2005年年底报社卖这些房子的时候，我待岗，完全待岗，因为毕熙东的《青年体育报》倒闭了，我又回到大报等待安排工作，但是半年了，也不安排。我每月只有1700元基本工资。我是掏出所有的积蓄，又借了钱，才买了房。而且贷款36万元，还款时间是16年，一直到2022年才能还完。但是我买的是大两居，111平方米。她可能觉得自己一个人，也不可能再结婚了，结了婚也生不了孩子，不需要很大的地方，所以就只买了一个一居室，40多平方米。她们3号楼，是8个户型，一层8户。L形状的楼，而且住户大都是报社职工出租出去的外人。很是脏乱差。
她很油，没什么正义感，我后来想让她帮着我出书，她知道我的书可能就是含沙射影骂报社的，所以尽管她认识很多出版社的人，但是就是不帮忙。光说空话。我2017年来美国的时候，她还在那个院子住。
大概是2010年，报社觉得她在外面的名气很大了，老是待岗职工，传出去，报社脸上也不好看，就把她安排到了摄影部。她又不是摄影记者，不会摄影，安排在这里纯粹没事干，只是算她上岗了，发给各种待遇了。偶尔摄影部举办活动，也会在消息上带上一笔“电视剧作家陈彤到场做了精彩讲演”。也不说与活动主题没有丝毫关系，八竿子打不着的陈彤为什么到场。这不是很滑稽吗？
第五个作家也当过待岗职工，就是电视剧《雍正王朝》的编剧罗强烈。他还写过别的获奖作品，比如散文。实际上，80年代他就是著名的文艺评论家了，但是那时候时兴意识流小说，云山雾罩，我连这样的小说都看不懂，对这种小说的评论更是无法欣赏。但是报社还是作为特殊人才提前给了他中级职称。我们还比他晚了一两年。说明那时候报社还很人性化。还不是那么没有人性。他是文化生活部的，与2000年自杀的王长安是一个部门。1990年代 报社改革就先取消了他们这个部门，他们就都倒霉了，成了无家可归之人，到处求爷爷告奶奶找工作，处处碰壁。找到的工作也不好。1999年罗强烈就待岗了。后来去了信息部，其实非常二线的部门。现在资讯发达，数字化压倒一切，纸质的报纸杂志都卖不动了，报社都不怎么订阅了。杂志阅览室也取消了，报社的图书馆也关闭了。这都是信息部之前的工作范围。所以后来他们的工作就更是边缘化，杂七杂八。可能就是因为时间太多了，文学评论家即使拿出很多时间玩牌打麻将也花不完，就写了电视剧。从这个角度看，这也是中国青年报的功劳吧。
这个地方对高干子女非常优待，对普通老百姓的子女草菅人命。动不动就让你下岗，没事干。少数的人走别的道路走通了。多数人遭了殃，不能自拔，当然可以自杀。这方面倒不像监狱对待死刑犯人那样，时刻监管。所以王长安和冯兴义就自杀了。
这就是党报，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的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