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亿中国人 每个人都背着2万元债务？（图片来源：Adobe stock）
【看中国2021年9月24日讯】财经问题是说不完的话题，中国的财经问题更是说不完，而且它是党国体制，完全不同于民主国家，非常复杂，就更说不完，也非常难以说清楚。特别是海外华人，没有在中国长时间生活过，没在体制内混过，就更难说清楚中国的财经问题。比如有的自媒体说中国各地方政府欠了28万亿的债务，中国14亿人民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却是每人背上了2万元债务，因为贪官们都把钱转移到了海外。这是他对“中国的钱去哪了”给出的答案。
我很不同意这种说法。
首先，中国14亿人都欠债，这个说法就不对。中国有9000多万党员，其中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制度的获益者，像我虽然属于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都没被发展成党员，是干部，但属于技术干部，非领导职务干部。而村委会主任、村党支部书记，虽然不属于国家干部，但是掌握着村民的生杀大权，如果是城中村的村干部，因为城市化，他的家产可能有几个亿。中国有几百万军队，几百万警察和武警，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官员至少1000万，事业单位的人员和国企人员也有100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中国至少有1亿人是共产党制度的受益者甚至是贪官污吏，这些人中就包括江泽民、曾庆红等人，顶多是13亿人当韭菜。
我的单位《中国青年报》欠了我20多年工资，我几乎是我们单位最穷的人，特别是编辑部的记者编辑中最穷的，我也没有欠2万元。这28万亿是各地方政府的欠债，我是中央直属机关的，跟地方政府没关系，我虽然是北京市户口，但是北京市市政府欠债，跟我没关系，用不着我偿还。像我这样的中央机关的干部，北京有好几十万。外交部的驻外大使馆人员也不属于河南省或者广西自治区啊。这些人加上家属，也有几百万。
我2005年买房的时候，借了银行36万元，还款期16年，明年也还完了。现在每个月从我的退休金里面扣2700元。我现在在美国谋生，也不花这些钱，扣多少对我也没有什么影响。
《中国青年报》1999年实行全员解聘、全员竞聘，就留下了一个大问题，后来报社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待岗部”，把我们这些人的人事关系放在这里。但是情况也是复杂的，像我愿意工作，先是干活算“玩儿”，北京市三级法院都是这么判决的。后是愿意工作，但是不给安排，给100%的基本工资，1700元。有的人安排了工作，但是不愿意去。一个是毕熙东的司机赵维君，毕熙东还让他当兼职的摄影记者，发行总监，《青年体育报》垮台后，毕熙东让他去了团中央办的中国青年网站 ，担任体育频道负责人。他本来是报社的电工，报社再安排工作也多半会安排他当电工，他怎么会干？所以不回去服从报社的安排，报社每个月给他700多元，再给他交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他在外面招摇撞骗还能挣个一两万元。毕熙东另一个马仔叫严涛，1990年是武警部队守卫亚运村的战士。借调到支队宣传股，《中国青年报》亚运会报道组要进亚运村采访，这样就认识了严涛，他复员后就靠上了毕熙东。后来就当了毕熙东的广告部负责人。毕熙东请了情妇罗雪当广告部副主任，严涛主动退出，不愿意妨碍领导的私生活，就弄了一个足球彩票这样的“孙子报”，挂在毕熙东的子报下面。子报垮台，《中国青年报》想留下足球彩票这张报纸，使用《青年体育报》的报号，但是严涛带着人跑了，自己干。后来他的报纸还进了创业板，是上市公司。他成为上市公司的老总。钱能少挣吗？报社也是每个月给他700多元钱，给他交各种保险金。
所以说，根本就不是每个中国人都欠2万元债务。
第二，中国的贪官是把很多钱转移到了海外，但是这只是小头。中国军费支出庞大，共产党从50年代末，钱学森回国的时候就开始搞两弹一星，现在就是这几天中国的3个航天员上天，这些要花多少钱？搞一带一路，多少钱？而且许多工程因为当地政局动荡，这些投资完全收不回来了。买通世界卫生组织，向全世界隐瞒疫情，害死了全世界400多万人；以往买通奥委会的官员，举办奥运会要花多少钱？明年还要搞冬季奥运会。
中国的官僚系统非常庞大，经费是天文数字，中南海每年要花多少钱？绝对保密。维稳的经费是多少？新疆被抓进集中营的就有几百万，各种维稳的力量也会超过100万，要多少经费？西藏也是如此，要多少钱？
我们宿舍楼在北京市朝阳区望京湖光中街2号院，属于望京街道办事处，我们院就有一个居委会筹备组。原来的居委会因为我宣传讨薪，干不过我，就迁走了。这样的街道组织每逢年节、共产党的大事件都要组织人戴着红袖标维稳，街道办事处（这是最基层的政府组织。前些日子中共下文件说把执法权下放到街道，就是下放到这一级。它是居委会的上级。并不是像文革那时候一样，把执法权下放给居委会的老太太。）会给居委会大米白面和食用油，作为上街巡逻的奖赏。这不也是花钱买的吗？
第三，也不是每个中国人都有资格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
80年代末期，共产党就搞企业破产，工人下岗，所以有了“邓小平挥手全民下海，江泽民挥手全民下岗，习近平挥手全民下崽”的歌谣。想劳动也不让你干。马克思设想的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而中国共产党根本就不让你劳动，饿死你。他们其实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前妻是北京市西单商场的售货员，2000年之后，也让她内退了，每个月给560元钱，回家呆着。西单商场90年代就在上海交易所上市了，有股票。也是先发行了职工内部股票。应该是那个时期北京除了王府井百货大楼，全市第二牛的百货大楼。但是那个时代全国大商店都走性感路线，都是雇佣外地和农村来的20多岁的年轻姑娘当售货员。我老婆那时候40岁出头，就算岁数大了，就必须内退。先逼着他们签订劳动合同。其实他们都是70年代末参加工作的，那时候根本没有合同制，是终身制。两年一签合同，第二次就不签了，就让他们回家内退。等到了50岁，男的到了55岁再给正式的退休费。这就叫内退。那个时期全国很多的企业都这样搞。自己单位有活干，有效益，不赔钱不倒闭，但是就是不让你上班。这就是江泽民挥手全民下岗的厉害。海外个别自媒体现在说中国老百姓“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谁让你干几十年了？
劳动，在中国是一种特权，不是谁都能劳动的。我采访过姚明，王治郅巴特尔，郑海霞，宋晓波等许多明星，篮球报道在90年代末全国有名，但是1999年全员解聘全员竞聘，因为我不是高干子弟，也就是红二代，总编辑李学谦就让我回家了。他是李克强的小兄弟啊，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呆了半年，再上岗，算玩儿，不算正式上班。《青年体育报》垮台，我又回家了，2007年我在报社大门口躺平，上面盖着报社欠我工资的白单子，这样搞了几次，陈小川等报社领导才让我去了检查组当校对。我不会干校对，我干的是比校对高级得多的编辑工作。这是我的本行。但是也是拿校对的钱。我经常在报社内部网上批评报社的领导，后来副总编辑唐为忠，人事处长郭蓝燕，保卫处长庄伟利，主管治安也就是维稳的副社长宁光强4个人给我开了一个会，要把我送到公安局内保处拘留；后来唐为忠又让我回家了。但是开工资，加上各种补助，再让陈小川总编辑给我一个固定额的奖金，每月好像是2000元。跟上班的检查员差不多。我就不是辛辛苦苦上班了。这样的日子混了一年多，唐为忠心脏病猝死了，刘云山的小兄弟杜涌涛副总编辑又让我回去当了检查。这是比校对高级的工作，但是名和利远低于记者编辑。基本上没有名，不允许也没有机会写稿子。杜涌涛比唐为忠水平高多了，所以现在是国务院的副部级干部。我怎么是辛辛苦苦工作了？要说辛辛苦苦，还是在《青年体育报》的5年半，一个人干四五个人的活，但是算“玩儿”。北京市东城区法院这样判的，北京市二中院也是这样二审的，北京市高级法院最后终审判决，也是这个结论。我怎么是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中国人民包括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干部的我，没有资格辛辛苦苦干几十年。那需要加入共产党，是高干子女，是处级以上干部，比如毕熙东、李大同、陈小川，马年华。毕熙东的副手只恒文是副处级，不是党员，副处级的职务是聘任制，不是“任命制”——不聘任了，职务就取消了。所以《青年体育报》垮台后，他也下岗了。
但是我们单位的秘书长罗志军，后来调到团中央当了中青实业公司总经理，正局级；再后来调到南京市当了副市长。团中央书记李源潮那个时期是江苏省省委书记。后来罗志军就是南京市市长、江苏省省长，最后是省委书记。退休后，又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什么小组辛辛苦苦地工作。他是高干子弟，文革的时候，知识青年都去农村上山下乡，包括习近平，但是他是到东海舰队还是什么海舰队当战士。后来回到北京倒是和我一起辛辛苦苦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了5年。不过人家真是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一直到现在。我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配不上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的评语。
有的海外媒体还以为只有法轮功才会受到迫害，我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干一行爱一行，先是在群工部为读者直接服务，维护合法权益，后是体育记者，写了很多读者爱看，体育界人士说很专业的报道，但是都让我回家，都待岗了。当然我比四川、东北那些国营大厂子的工人还是幸福多了，他们的厂子被共产党关闭后，完全没有了收入，丈夫在家看孩子做饭，妻子去外面甚至是外地养家，2000年，《中国青年报》的王长安编辑用自杀使我们避免了这种生活。
我这个中央单位的干部，现在也不欠任何地方政府的钱。房贷是按月还。明年就还完。前妻和女儿也不欠别人钱。她们倒是属于北京市社会保险系统。要说每个人欠2万元，这俩人就算是吧。
所以，中国的问题非常复杂，财经问题更是如此，并不是外人能搞得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