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Adobe stock）
【看中国2021年10月10日讯】今年十一期间，共产党宣布傅政华因为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这就是意味着超脱于司法体系的共产党内部的纪检监察人员，已经把傅政华给抓起来了。傅政华2010年至2014年年底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直到60岁离开中国来美国，基本上在北京居住了60年。只有几个月是被毛泽东的红卫兵轰到了河北省涿县西河村老家，当了农民。
傅政华当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时候，我很有经历和体会。首先，1999年中国青年报的社长徐祝庆，总编辑李学谦（李克强的小兄弟，令计划的哥们儿，三个人，都是那一届的团中央高层）和处级干部李大同发动了全员解聘全员竞聘，我被从体育记者的岗位上打了下来，成了待岗职工。2000年再上岗之后，算“玩儿”。不算工作，还是拿待岗工资。2005年继续纯粹待岗，2007年我“躺平”在报社大门口抗议讨薪，报社领导无奈只好给我安排到总编室，当校对，工人待遇。所以我从1999年就被报社边缘化了，心态就变了，就是老百姓的心态，而且是底层老百姓的心态。不是党报记者的心态，对共产党的所作所为有了更客观的态度。还因为不能写稿，不能采访，业余时间很多，百无聊赖，就花很多时间看电视，其中经常看的节目就是每天中午，北京电视台的“法制进行时”。开始是女主持人徐韬一个人主持。后来徐韬牛了，就退到了幕后，换了一个年轻的男主持人。这个节目开始是15分钟，后来延长到30分钟。这个节目主要报道北京市公安局干警的消息。其他的政法新闻报道得并不多。所以，我从这个节目里知道了傅政华的许多消息。当然都是吹捧他的。
徐韬弄这个节目，达到了几个目的，一是吹捧傅政华和北京市公安干警，一个是自己捞钱，这节目的广告越来越多，甚至占了三分之一的时间。我也是新闻界的从业人员，知道这种情况下节目负责人肯定会拿到很多钱。我们报社的女记者严桦1985年和我一起进报社，90年代调到了北京电视台，呆了一年觉得不适应，又要求调回报社。她说“北京电视台的编导人员，哪个都够判上十年八年的刑期”。所以，徐韬也会被判上二三十年。因为她是中层干部。后来，徐韬竟然又被提拔成电视台的副总编辑。这其中就可能是傅政华说了话，使了劲儿。共产党为了更狠地镇压人民，大大提高了公安局局长的地位，一般都是兼任本级政府的副职，级别也是一样。所以傅政华就是副市长。北京市是直辖市，市长市委书记是副国级，副市长就是正部级。这样的高官说话，北京电视台领导不敢不听。
徐韬的节目后来我就不爱看了，一个是广告多，一个是光骂老百姓。就是反映警察的事迹也是掐头去尾。比如就从来不播出警察抓捕人的场面。至多播放到跟踪结束，等警长一发出开始动手的命令，后面的画面就没有了，再有画面就是嫌疑人已经被铐上了。可见抓人的时候，警察是非常残忍的。有一次，我骑车经过三环路边上的老的国际展览馆，亲眼看到了便衣警察抓人。一秒钟人就被打倒了，绝对是迅雷不及掩耳。那力度绝对跟原子弹的冲击波类似。如果不是年轻人，这一扑倒，就没了性命。再看到时已经把人摁在地上上铐子了。随即就给塞进了车。因为人是被迅速扑倒的，力量很大，所以被抓的人鞋都掉了。抓人的时候，警察还恶狠狠地大叫，不让围观。根本不可能有人像美国人给肖文录视频那样从容拍照。那个时期，中国人有手机的很少，也很落后，几乎都没有拍照的功能，更不要说拍视频了。很快车就开走了，也不是警车，大概为了跟踪，故意不使用警车。车走后，马路中央还剩下一只鞋。警察就这样让被抓的人光着脚去了拘留所。我还见过80年代北京警察抓人。没有铐子，那时候警察抓一般的嫌疑人也没有车，自己只是骑了自行车。那就让被抓的人解下腰带，双手提着裤子在前面跑，很狼狈，警察在后边骑车押着。
2010年傅政华高调清查淫秽场所“天上人间”的事件我印象很深。就发生在我身边。我先后在中国青年报总编室上班，中间阶段在《青年体育报》上班，该报有三年是在北二环东南角，二环路外侧的建达大厦14层。一般都是夜班，白班少。万恶的中国青年报把我整得几乎是一贫如洗，买不起车，一直骑自行车上夜班，白班更是如此。报社在东二环里面的海运仓胡同，我住在望京地区，10公里之外，四五环之间，望京在北京城东北方向。“天上人间”在是三环路内侧的中旅大厦里面，三元桥边上。京城的东北方向。我每天骑车都会路过中旅大厦。老百姓都知道这里有很多高级妓女，年轻漂亮，学历高，一夜风流要花费几千元甚至上万元。来这里玩儿的人主要是各地的高官和做大买卖的商人，也有军官。或者是有军方背景的人。那年头共产党在江泽民胡锦涛的领导下，腐败和奢侈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街上的军牌车特别多，有钱人可以买军牌。它们横冲直闯，车速特别快，都是进口的高档车和跑车。老百姓看见赶紧躲开，轧死白轧。90年代中期，我们群工部解散，我到了体育部，流氓领导毕熙东拿我和王长安都当二流公民，逼着我们两个岁数最大的兵轮流上夜班，我一直到2017年退休，骑车上班都要路过三元桥。不过后来慢慢有了点儿钱，买了车，夜班就会开车去了。
现在的记者也都是小粉红，即使傅政华落马，写的报道也都是关于他早年如何立功受奖的，包括他在北京市当局长期间扫黄打黑，拿掉“天上人间”。其实，北京市的治安历来很差，从1985年开始，那一年我当了记者，更注意观察生活，更喜欢思考和分析。
北京那个时候的治安差，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偷盗猖獗。我丢过好几辆自行车，以至于都有了强迫症，老是不放心自己，锁完车要反复检查好几次。1999年下岗后，一天晚上，我在金兴路的宿舍楼下面又检查车锁，同门301室住的是党员、摄影部主任贺延光，著名摄影家，他大声呵斥我：“干什么呢？”他担心我下岗了没有了收入，就会偷盗，他则风生水起，开上了紫色的捷达牌轿车，二婚老婆，是比他小十几岁的中央电视台的编导人员。万恶的中国青年报就让我受过这样的很多侮辱。
有一次我在东南方向，离家30里地的地方教英语，自行车也丢了，只好给家里打电话，询问怎么样坐公共汽车，才回到了家。我平时不坐公共汽车，不知道怎么坐。好在北京的公共汽车十来分钟就有一趟，要是像美国，一个小时一班车，我就惨了。
在京城东四环边上，几个城中村都是住着偷自行车买卖的人。他们都是外地农民。一家子一家子地住在那里，都靠这个为生。农民不都是韭菜，在党的教育下，经常可以成为镰刀！
更厉害的是偷盗汽车。那时候中国的车还没有今天那样发达的防盗技术，很好偷。围绕北京市的河北省农民形成了偷车带。很多人都是靠这个发家致富。姑娘嫁人，先问介绍人男方会不会偷汽车：会偷，就嫁过去；不会，就拉倒。因为会偷车家里就不穷。日子就好过。警察很少抓。以至于猖狂成了这样！
还有就是入室盗窃。2006年开始，我们望京湖光中街2号院家属宿舍楼连续出现过好多次盗窃案。特别是2号楼，南面是建筑工地，晚上没有人，小偷可以放心大胆地爬楼。从窗户进去。因为那个楼很漂亮，飘窗，厨房外的阳台也没有护栏，很容易就进屋了。都没有破案，警察都懒得管。我们家在1号楼，阳台是朝着院子，但是有一次小偷也进了屋，偷走了她们娘俩坤包里的钱。因为坤包放在客厅里，客厅没人。女儿养的狗看见贼也不叫。
爬楼盗窃的都是南方人，来自山区，精瘦，攀爬能力特别强。警察很少破案。徐韬对此视而不见。
农贸市场的小偷也特别多。一般是三四个人作案。带着铁质的大长镊子，伸到对方的口袋里偷。同伙站在你身边挡住视线。如果你发现了，他们会掩护，甚至威胁。我们夫妻一次去买菜，我丢了几十元钱。我都是下岗职工了，此后就不使用钱包了，就是直接装在兜里。那样也丢了。这次被偷盗，我心里也很难过。中国青年报让我当了穷人，还被偷了，真是雪上加霜。在其他老百姓的帮助下我们抓住了掩护撤退的同伙，一个小个子男人。报了警，一会儿警察带着两个保安来了。摁着小偷不让他站直了，就这样猫着腰走了。我们随后骑车去了花家地派出所做笔录。保安一到里面就脱了衣服，对小偷大打出手。那个样子特别恐怖，动作很大，就像做广播体操。当然动作很快，力度很大，打得小偷鬼哭狼嚎。
第二是打架斗殴成风。人们动不动就打人。只要对方人少，年纪大，没钱没势的样子就打。特别是开车的人，特别牛，后备箱都带着棒球棍一类的家伙，随时准备打人。谁挡了道，就骂，如果对骂，他们就下车打人。2003年，体育馆路附近，国家体委宿舍楼那边，50年代的老的国家足球队守门员徐福生挡了一个司机的道，就被打死了。我们处长毕熙东受贿得了私家车，他老婆李荣华开车，他老喝酒不能学开车，他就是经常在车上骂老百姓：“别挡道，找死哪！”他在报社都至少打过两次人，包括恶棍马年华，马年华后来逼死了王长安，后来当了副总编辑。前两天我还在网上看到他以副总编辑身份主持会议的新闻。我对他逼死人的揭发，团中央根本不管。可能觉得逼死的人太少。20年代，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指示就说：中国资源有限，应该再减少一亿人，省出资源支援苏联！现在中国共产党不是也把好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给了俄罗斯吗？毕熙东连马年华这样的人都敢打，何况马路上挡道的行人？
有一次，我开车加油，和一个年轻人骂了起来，原因是对方逆行加塞。那个小伙子带着女友，要逞威风，上来就打我，我虽然年龄大，但是个子高，力气大，很快就占了上风，他只好打电话叫老大来帮忙。这个过程没有警察出现。经常是这样，警察是不会出来保护老百姓的。出了纠纷，经常就看谁能打。中国警察是不巡逻的，与美国完全不一样。
第三个是卖淫嫖娼很厉害。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农民都进了城，流动人口特别多，几个亿！但是不允许带家属。不允许出现贫民窟。租房子接家属来没钱，一般就是男人自己出门。没有发泄性的渠道，自然要找妓女。孔子说：“食色，性也。”就是说吃饭和性生活是人的基本需要。但是中国共产党奉行的是马克思主义，不管孔子说什么。现在却在全世界推广孔子学院，这不是很可笑吗？你自己都不实行孔孟之道啊！文化首先是信仰，不是教几个汉字就行了。
中国男人对性的需求非常巨大。而且，1980年中国就开始计划生育了，导致女孩子女人越来越少，男人结婚越来越难，没有人性交，那就只能找小姐。这种需求是万恶的中国共产党创造出来的，他却不管了。就像计划生育，那时候说“爸妈只生一个好”，现在是“养老靠自己”，不要指望国家。多么混蛋的国家。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
北京城1980年以后迅速扩张。那一年我来到城里工作，为了晚上能去北京师范大学上夜大学。那时候二环路刚修完，还没有什么车和人。三环路之外全是麦田。现在三环四环五环六环全修建完了，而且都是车。全北京现在有将近1000万辆车，包括外地牌照的。这个城市化的过程中，村子先是成了外地人的天下，北京农民靠租房子为生。租户很多是年轻女性，卖淫。这是来钱最快的方式。她们都想到了自己不年轻后的生活——要买房子，办企业，不可能老打工，出卖劳动力。那时候各种洗脚屋、洗头房、按摩的门脸房都出现了，其实主要是卖淫。大量的单身打工者和本地的光棍靠她们得到点儿温暖。
警察最喜欢抓嫖娼了。因为抓到嫖客就让他们交罚款，一般是几千元。警察最爱钱。直接收钱。不像美国，警察只管开罚单，交钱必须是寄支票，还是给公家。那多没有意思。
这些情况在傅政华当局长期间没有丝毫的改变，更没有任何进步。他扫黄主要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对老百姓的真正需要却是视而不见。而且是借着这个机会大肆捞钱。
中国警察捞钱的方式很多，比阿富汗的警察有创意。
第一是交通罚款。第二是抓嫖客。第三是买卖户籍。许多有钱人都有几个户籍。我去河南永城，接待我的哥俩，哥哥就是两个老婆。他原来是外科医生，在当地很有名，俗称“某一刀”。后来他当了房地产开发商。两个护士同时爱上了他，就都和她们结了婚。弄了两个身份证。就把这事儿办了。北京的警察稍微胆子小点儿，但是也差不多。所以现在中国的14亿人口，完全是一个骗局，谁也搞不清楚。第四是开办司机学校。中国叫“驾校”。交警部门和办驾校的人勾结在一起挣大钱。如果办驾校的人不勾结交警部门，他的学员就拿不到驾照。交警部门拿够了钱，不考试也照样给驾照。所以中国的交通事故是全世界最多的。特别是女司机，很多是花钱买的驾照，上路就是杀手。
这些傅政华管过吗？完全没有。
那个年头，许多有钱人的孩子买了高级轿车，跑车，没事儿就在马路上飙车。比如二环路，十分拥挤，但是他们就喜欢在这条路上赛车；就是自己开，也要在一定时间内绕完一圈。最快的男孩子因此获得了二环什么什么的称号。所以令计划的儿子最后就因为这个死了。因为军队腐败很厉害，军牌车很多，横行霸道，但是警察不敢管。也不能管，因为共产党规定：军队犯法，由宪兵管理，地方上无权管理。傅政华乐得不找这个麻烦。
还有一个对老百姓伤害很大事情就是诈骗。公开地诈骗。银行门口都站着很多年轻的姑娘、小伙子，大爷大妈进银行之前先经过他们。他们花言巧语骗老人们买他们的理财产品。把多少万的养老钱交到他们手上，给你几个月的利息，之后就消失了。其他的钱就都没了。许多老人想不开，就自杀了。找警察，他们不管，说这是经济纠纷，你们去法院起诉。但是人跑了，没有办公地点，法院也不会受理啊。就算受理了，钱也要不回来。这些事情傅政华是不管的。
中国的派出所，门口都挂着8个大字，就是他们的作风。前两个字是“忠诚”，后两个字是“为民”。中间好像是谦虚、廉洁。中国警察叫“民警”，其实他们只负责忠诚，就是对党忠诚，誓死保卫党中央一把手。最典型的就是雷洋案，弄死了雷洋，习近平想处理凶手，傅政华都打着“你处理了干警，我们就没办法保卫你了”。习近平只好作罢。现在知道了，这几千名干警联名上书原来是傅政华发动和策划的。
所以，那几年我作为北京市的一个草民，没有得到公安局局长傅政华的任何实惠。小粉红对他的吹捧完全与老百姓的福祉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