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把至少55万人划为“右派”，并发动民众批判“右派”。（网络图片）
1957年，共产党“引蛇出洞”，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积极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中共宣称“言者无罪”，结果把至少55万人划为“右派份子”，其中章伯钧、彭文应、陈仁炳、林希翎等六人至今也未予摘帽平反。
彭文应
彭文应（1904～1962），江西省安福人。1917年考取留美预科清华学校，曾担任《清华周刊》总编辑、学生评议部部长。1925年，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1932年回国，任上海法学院及光华大学教授。思想左倾，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写有《社会主义之路比较可通》、《剿民乎？剿匪乎？》，曾资助过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周恩来。
上海解放后，周恩来到上海视察，在陈毅为其主持的座谈会上，周恩来郑重地向陈毅介绍彭文应：“这位彭先生曾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过我们的忙，并嘱陈老总要记住这个朋友。”
1957年大鸣大放时，彭文应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协常委。
俗话说：“祸从口出。”彭文应心直口快，话多，文章多，而且从不文过饰非，不发违心之言。以下是彭文应的一些“右派言论”：
“今天党群关系上所以有‘墙’有‘沟’，原因之一就是干部政策上存在用非所学，大材小用，小材大用（这一点在党内相当多），有职无权，有德无才，有才无德等情况，产生了许多不合理现象，因而造成工作上的损失和群众不满，影响了党群关系。要解决这一矛盾的原则是：量才录用，因才利用和有职有权。做到贤者在位（政治领导），能者在职（业务领导），贤者要注意加强业务，能者要注意加强政治，以求德才兼备。”
“解放以来，我们的新闻宣传工作是有巨大的成绩，但还有偏差和缺点。……新闻报导的片面性。报纸上有许多新闻是片面的报导，报喜不报忧，报好不报坏。目前又满纸缺点，成绩跑光，不见了。现在大家过的是‘矛盾世界’。前些日子是‘太平世界’。”
“去年（编者注：指1956年）上海某公司因不善于管理而大量死亡猪的事实，报纸从未提及只字，直到事情已经全部处理，报纸才发表了消息。这样来处理新闻，就失掉新闻的价值，大有昨日黄花之感。”
“斯大林发生错误的原因之一，即报纸长期没有揭露错误。报纸应当敢于揭露错误，不要报喜不报忧，也不要只打苍蝇蚊子。”
“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
“我们的国家对创造发明、合理化建议的奖励只不过是毛巾、茶杯、汗衫、奖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奖励一下子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要很好理解‘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
“社会主义社会中，官多了，官僚主义也多了。如何制止官僚主义？只有民主！”
1957年7月19日，张春桥化名“常孰”在《解放日报》在醒目位置上刊发的《质问彭文应》一文，随后全国各大报也纷纷发表了一系列“批彭”文章，这位早已颇有声望的民主人士马上成为了“大右派”。
其实从以上的言论来看，彭文应没有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算不上反动言论，还算是提意见，符合当时整风精神。何况当时还提出“言者无罪”的承诺。所以不能“以言定罪”，不应该把彭文应划为右派。但当时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点了彭文应的名，谁敢不划彭文应为右派？就是在改正的时候也不敢给他改正。彭被看成是“章罗联盟”的主要成员、“是罗隆基的一等功臣”。当时章伯钧、罗隆基已经划为大右派了，所以就把他划为大右派，这符合当时整人的逻辑。
彭文应被划为右派之后，工作职务被撤销，家中生活困难。上海市委统战部一位副部长跟他说，只要你承认右派，写个材料，就给你摘掉帽子，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他说：“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没有错。”拒绝写检讨，不承认有错，不承认右派。
1962年12月15日，彭文应因心包炎败血症，死于上海广慈医院，终年58岁。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但彭文应竟然在九泉之下也难得安宁。当“文革”狂澜突起后，彭文应及其妻子、爱子的墓，一起被扫荡得无影无踪。
陈仁炳
陈仁炳（1909～1990），湖北武昌人，著名基督教人士陈崇桂之子，美国密执安大学哲学博士。回国后曾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7年与民盟盟员共同创办《展望》杂志。1949年3月，解放军渡江前夕，陈仁炳出版有文集《走向民主社会》，批评国民党统治。解放后，担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57年划为右派前，还兼任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委员。
1958年6月9日，《解放日报》刊登了陈仁炳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书面发言，编辑部代加的篇名为《陈仁炳对共产党整风方法有不同意见》。
陈仁炳还说了一个汉代贾谊在“文景之治”时指出王朝危机的故事，当时贾谊在《陈政事疏》中，列政事“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陈仁炳说：“我不敢说一定有叫人痛哭流涕的事情，但是至少，令我们长太息的事情恐怕实在太多了。”
陈仁炳对群众不敢鸣放的原因作出六点分析：“一怕打击报复；二怕党和政府没有决心纠正错误，改正缺点，反而因为提意见而开罪于人；三怕所批评的对象是不倒翁，是一块搬不动的石头，批评由你批评，而不发生纠正错误的效力；四怕所提意见不全面，反被领导拿‘两点论’来加以驳斥；五既然提的是缺点，怕被领导上认为就是否定成绩；六怕领导批评你是在算旧账。”
陈仁炳发言最关键一点，就是他提出可以“算旧账”：“只要我们的动机正确，为了党和祖国的前途，而不是为了算账而算账，不算是一种‘算账主义’，那为什么不好算呢？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譬如说，算一算浪费和走弯路的账（如果有这样的账的话），我认为没有坏处，只有好处。”
这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此外，在政协的一些会议上，他还和上海的一些要员发生了冲突，而且不少是政策性问题上的意见分歧。陈仁炳提出，共产党不能一党说了算，民主党派应该有更大的发言权。
很快，张春桥就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陈仁炳的“另外一条道路”是什么？》，对他提出的“反对乡原态度，提倡贾谊精神”进行了猛烈抨击，说他所讲的“乡原”是在攻击民主人士和党外积极份子。后来，毛泽东的《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中也点了他的名。
随后，陈仁炳自然而然地就被定性为右派，其中“乡原”一说，被定性为攻击民主人士和党外积极份子。事实上，北京有关人士非常注意陈仁炳和罗隆基之间所谓的“组织关系”，就在陈仁炳被划为右派后，陈仁炳和罗隆基的联系以及陈仁炳和美国的联系还受到上海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
1978年4月陈仁炳被摘掉右派份子帽子，但“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1980年6月，有关方面决定复查爱国人士中的右派，但是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和陈仁炳五人未获改正。除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储安平外，陈仁炳是当时唯一活着的一位。
1990年12月9日，陈仁炳在上海去世。
林希翎
林希翎（1935～2009），原名程海果，浙江温岭人。1949年参军，1953年从部队转业，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并且成为小有名气的杂文作家。1957年，毛泽东宣布共产党整风，请党外人士和知识份子“鸣放”提意见，说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林希翎自然不知道这是毛泽东“引蛇出洞”之计。
在1957年5月23日到6月13日这期间，林希翎先后在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发表六次充满激情的讲演。其中北大两次，人民大学四次。
1957年5月19日，北大校园贴出第一批大字报，林希翎于5月23日登上了北大的讲台。她以其特有的明快，一开口就提出“胡风是不是反革命”这个最敏感的问题，并且立即提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点明“我国也是肃反扩大化”。以下是林希翎的部分演讲内容：
“我有很多问题同意南斯拉夫的看法，铁托演说中很多是好的。我就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
“我经过研究，认为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民主都有局限性，在革命大风暴中和人民在一起，当革命胜利了就要镇压人民，采取愚民的政策，这是最笨的办法。……人民群众不是阿斗，真正要解决问题只有靠历史创造者人民群众行动起来。”
“我们要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让每一个人过真正的人一样的生活！”
林希翎的这一番爆炸性的讲话，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所谈到的斯大林的问题与中国的问题联系起来：这正是犯了大忌。于是，林希翎以后的所有论述都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针对中国现实的，这就注定了林希翎成为“不可饶恕的右派”的命运。
林希翎5月23日的讲演马上被整理成内参。毛泽东看到以后，当场将她定为“学生右派领袖”。但是后来林希翎认为，反右运动不能只归咎于毛泽东。“实际上，像刘少奇啊，邓小平啊，当时都是反右的急先锋。我在北京大学第一次演讲，5月23号的演讲，马上发‘内参’嘛。‘内参’上第一次批示的就是刘少奇的：极右份子，请公安部注意。可以说，我第一次演讲，专政的机器已经对着我了。”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处理林希翎的报告上批示说：“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当反面教员。”1958年的一天，刘少奇问起林希翎的情况。人大的学生反映林希翎没有“低头认罪”。刘少奇说：“那你们应当对她加强监督嘛。”不久，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到人民大学，说“林希翎这样的大右派在人大是改造不好的，还是交给我吧。我有办法对她进行强制改造。”
林希翎后来说：“到1958年7月份，当人们都淡忘了这件事的时候，就进行秘密绑架。”结果，林希翎被以“反革命罪”判处15年徒刑。
到1973年，毛泽东突然又想起了林希翎。通过最高指示，林希翎得以释放，并安排工作。文革结束后，林希翎多次到北京争取翻案。但是她不认错的态度使官员们十分恼怒，终未获得平反。
1983年，林希翎离开中国大陆，后来在法国定居，加入法国籍。2009年9月19日北京时间15时，于巴黎郊区圣卡米拉医院病逝，享年7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