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图片来源：Feng Li - Pool/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1年11月21日讯】在外界关注下，北京当局终于公布了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份历史决议全文内容。在这份决议中，习近平不仅定调了文革、“六四”学运、周永康、薄熙来等党内一些敏感问题，还设置了1个分水岭和2大伏笔。
习近平利用决议定调党内敏感问题
综观全文，在中共第一份、第二份历史决议依然适用的前提下，这份被外界认为是替习近平“量身定制”的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还是透露出了不少的信息。
对于带给中国人深重苦难的文革、大跃进和反右运动等，习近平利用党内这份历史决议公开给予彻底否定，其中文革被定调为毛泽东对当时中国阶级形势、中共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酿成10年内乱”，是1949年以来最严重的损失，“教训极其惨痛”。
有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反右运动，被第三份历史决议定调为毛泽东的严重错误，顺便也批评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没有纠正毛泽东这些错误。
对于邓小平时期发生的“六四”学运，决议将其定性为“严重政治风波”，而不是此前党媒宣传的“反革命暴乱”；周永康、薄熙来、孙政才、令计划和郭伯雄、徐才厚、房峰辉、张阳等8人，在决议中被列入中共党内贪腐的典型人物，彻底钉在了中共历史的耻辱柱上。
这份决议也没有将2019年爆发的香港“反送中”运动定性为“颜色革命”，仅是说：反中乱港活动猖獗，香港局势一度出现严峻局面，强调所谓“爱国者”治理港澳，则是另有一番深意。
依照习近平红二代的身分、年龄和官场仕途，对于上述决议中所定性的中共党内敏感事件，他或是亲身经历过，或是深知其中的内幕。出于二十大连任和人事布局，习近平作出这些定调自然有他的深层用意。
习近平在决议中设立了一个分水岭
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从表面上看，肯定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党内领导人地位，并将党史划分称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开放时期”和“社会主义新时代”等4个部分。细读一下可以发现，魔鬼藏在细节中。
决议以1956年9月15日中共八大开幕为界线，并写道：“遗憾的是，党的八大形成的正确路线未能完全坚持下去，先后出现“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错误，反右派斗争也被严重扩大化。”借此陈述和批评了毛泽东个人严重错误，以及带来的中共建政以来最严重损失和极其惨痛的教训。
查看中共的历史，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尽管在中共八大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并协助周恩来工作，依旧没能逃过被打成右派的厄运，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残酷迫害，直到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彻底平反。
习仲勋身陷囹圄，家庭遭受的巨大苦难，必定深烙在习近平心中，因此，无论出于个人原因，还是出于党内权斗的需要，他必须在第三份历史决议中毁掉毛泽东以前在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
决议中，邓小平、江泽民与胡锦涛的功绩自然也比不上毛泽东，以及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等这3个时期篇幅字数，都远不如颂扬习近平时代的篇幅（大约2万字）。
如此大篇幅彰显自己的政绩，代表习近平在中共百年历史的最后10年中不但收尾很好，而且要成为中共新百年的第一代领导人，通过官宣方式将此定义为一个划时代的分水岭。
习近平的2大伏笔
今年是中共建党100年，习近平利用六中全会通过第三份历史决议奠定了自己党内历史地位。要想成为中共新百年的第一代领导人，首先必须在二十大成功连任，因此，习近平的第一个伏笔就是在决议中写下了抓捕江泽民、曾庆红的理由。
决议中用了相当篇幅叙述了习近平反贪腐的政绩，声明北京当局“聚焦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并查处了周永康、薄熙来、孙政才、令计划和军中郭伯雄、徐才厚、房峰辉、张阳等人的严重违法案件。
周永康、薄熙来、孙政才、令计划和郭伯雄、徐才厚、房峰辉、张阳等8人，都曾在江泽民、曾庆红的提携下，或是权倾一时，或是青云直上准备接班，或是位高权重。如今，他们被定性为中共党史的典型反面人物，那么他们的“伯乐”或背后的合作者如何清算？习近平虽然没有直说，中共官员却看得非常清楚，心中已经选好了自己的位置。
习近平的第二伏笔是：既然要做中共新百年的第一代领导人，5年时间肯定是不够用的，至少10年或以上，一切取决于习近平个人意愿。2018年中共全国人大修法废除了国家主席、副主席连任限制，如今看来，理论上只要习近平愿意，他的党政职务基本是没有连任限制了。
中南海权斗一向是殊死之争，习近平要想平稳连任成为新百年的第一代领导人，就必须清除政敌，自然必定要根除他的死敌——昔日权倾朝野的江泽民、曾庆红集团。所以，这2个伏笔是相辅相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