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指标”上报产量和实际产量相差极大，图为人民日报有关湖北麻城创出早稻亩产36956斤记录的报导。（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大跃进造成三件因果相连的举措：高指标，高征购，反瞒产。
所谓高指标，并不是仅仅指一块试验田，而是全省（自治区）、全地区、全县上报产量和实际产量相差极大。
请看1958年的几组数字：
广西全区上报粮食总产229亿斤，而实际产粮117亿斤，谎报一倍；
柳州地区上报55亿斤，实际只有16.9亿斤，谎报两倍多；
环江县上报3.3亿斤，实际不过1.05亿斤，谎报两倍多；
浮夸虚报必然引来高征购。放了那么多“粮食卫星”，不正是为了邀功吗？
于是，广西自治区给柳州地区下达了8.6亿斤的征购任务，比上年实际征粮数增加2.14倍；
柳州地区给环江县下达了0.71亿斤任务，比上年实际征粮数猛增4.8倍！虽然环江最后只交了0.268亿斤，还是造成了饿殍遍野的惨剧。
但是，陶醉在高产量数字中的毛泽东，要逐级兑现粮食，下达了高征购指标。当初你们可以骗我，现在你们要拿出实打实的粮食来！
为了完成征购任务，洪华便横下心来勒索农民本来就不多的口粮，一个极为残忍的充满血腥的“反瞒产”运动开始了。生产队的小仓库清库上缴。家家翻箱倒柜找粮食。批判、斗争、掘地三尺……。至1959年2月，环江存粮告罄，开始断粮、死人！
此时，全国都在死人。中共“郑州会议”试图扭转危局，粮食开始紧急返销农村，环江也得到一百万多斤返销粮，严重的局势稍有缓和。本来，区区一百万斤粮食，全县17万人口，人均七、八斤，不过杯水车薪。但紧接着一个晴天霹雳自九霄之上炸响：“庐山会议”批判了彭德怀，开始“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原先纠正大跃进灾难的工作叫停！庐山会议还未结束，柳州地委便连夜召开电话会议，向每一位县委书记先行“吹风”。得了风气之先的洪华立即在环江掀起了更为猛烈的“反瞒产”运动。洪华为了在“反右倾”运动中再扛大红旗，把刀架在百姓脖子上逼粮食。最后全县口粮仅留下0.31亿斤，17万人口，每天人均口粮0.5斤以下；30万亩耕地的种子和近10万头猪、牛的精饲料，仅留了正常年景的45.5％。洪华高举“反右倾”的大旗，对基层干部残酷逼粮。
城关公社陈双大队是洪华挖后手粮的试点。他把大小队干部、党团员、积极份子集中到大队“核产”，以斗争、“小劳改”、辅以“饥饿疗法”，连打带饿，死了13人。洪华满不在乎，说“这些人是社会主义逃兵，斗死几个不要紧。”从土改、镇反开始至现在，县委书记在县里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在他治下，无论怎样死人，他都可以安然无恙，何况大跃进执行的是“最高指示”？再说，在政治运动中逼死人，从来没有干部被追究过责任。
洪华命令全县封仓。干部胆敢开仓，一律开除党籍。群众胆敢偷粮，一律开枪打死。龙岩公社有个干部抓到一个偷粮的小学生，竟将他按到偷粮处开枪射击。枪不响，硬是换了3次子弹，扣了8次扳机，才把这个年仅12岁的孩子打成重伤，3天后死去。全县因偷粮被打死的有数十人之多。据事后统计，当时打人的刑法计有六十余种之多，铁丝穿手和坐水牢都使上了。
当大批死人开始之后，洪华要求“一定要以鲜明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来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辩明是非，识别真伪，这样才不为假象所迷惑。”还若无其事地说：“死几个人值得什么大惊小怪，有生就有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这是自然规律。”
走投无路的饥民开始逃荒。环江县委不仅不开仓放粮，救民于水火，反而动用公安和民政部门四处追捕。
古语有“饿殍满道”、“野有饿殍”，是用来形容饿死的人多，但“三年饥饿时期”，像环江这些县里，确确实实是“饿殍满道”，“野有饿殍”。
洪华只要见到死人就大骂。死在县城大街的，骂：“大年初一来这里死，他妈的，死也不会找对地方，偏偏来人多的地方死，真是歪风邪气上升！是不是有政治问题，想扩大影响？要查查他的出身成分看！”死到无人埋尸时，他还骂：“现在死人不埋，是一股妖风，是富裕农民不满的表现！”
当年的那位12岁，因为偷粮被8次扣动扳机而被击毙的男孩，那个应当唱过“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的少先队员，你在临死之前的3天当中，你问过毛主席：难道我就应该等着饿死吗？我有没有生的权利？……这个儿童，如果活到现在，不过七十出头。他被残酷地虐杀了，只因为偷粮，偷他父母生产而被强迫征收去的粮，只因为他要活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