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7日，北京路边的理发摊（图片来源： WANG ZHAO/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1年12月18日讯】（接上文）北京城边的农民是商品房最大的受益者，土地被占了，宅基地被占了，但是开发商给他们的房子比较多，自己住不了，还大量出租，吃房租。
北京人没有房子的也有，但是不太多。一个原因是没有正式工作，或者像那位马老师，没赶上单位分房。像我岳母，分了房子不要。第二个原因是自己住的房子没有拆迁。还是好几口人挤在一两间平房里面。
北京人大量买房子的人不多，都是极聪明而且手里有钱的人。我打篮球认识两个球友，都是30岁出头的年轻人。一个姓唐，是北大毕业，律师，买了好几套房，还是以他父母的名义，因为怕他结婚，再离婚的话，女方会要走房子。是父母的产权，女方离婚，就什么也得不到。还有一个姓蒋，做买卖挣了钱，买了好几套房。中国青年报开发的望京湖光中街2号院的宿舍楼，规定每个职工只能买一套，但是有的人不买，机灵的人就使用他们的名额买。会计小吴，买了4套房，后来还调走了。这4套房子现在价值5000万元人民币。检查组的第二任组长宋栋国把名额让给了报社物业处处长孙秀娥，孙好像买了3套房子。后来卖掉一套在附近的来广营买了一套别墅。就搬走了。剩下的两套房，在我们一号楼，都在一层，一层4户，她就把她那半层做了一个门，封死了，连楼道都归了她。其实这是违规的。毕熙东也这样干，但是孙秀娥带着物业和警察给拆了。宿舍楼承包给了私企物业公司，归报社物业处领导，所以孙秀娥就可以为所欲为。
我在检查组的另一个同事，共产党党员任建军，自己的名额给了他媳妇小胡的弟弟。自己还是住在金兴路武装部开发的六层老式的楼房里。房价涨上去之后就再也买不起了。就觉得自己太穷了，太亏了，所以和我一个班儿的时候，就总是抢我的大样，我们是按照工作量发奖金，谁看得多，谁就拿钱多。但是他中学文化，看不出什么差错，所以他就抢一版和要闻版，上面净是新华社的稿子，差错少，不需要改。每看一个版面，挣100元，2017年我退休出国前，北京的房价已经涨到了十多万元一平方米，一套房子1000万元，一个月我们每人看30多块版面，他得抢我多少版面才能买上房啊！他很辛苦，很绝望，我也很倒霉。这种事情是房地产畸形发展带来的，外人谁能想得到？
还有一个题外话，他媳妇小胡，与他结婚前跟报社的十多个人谈过恋爱，每谈一个就怀一次孕，刮一回孩子，最后子宫刮得像纸那么薄的时候，被他抢到了手。医生当时已经给了诊断书：不宜再怀孕，子宫太薄，很容易导致破裂。
不但如此，后来不到50岁，就因为没有生过孩子，过早进入更年期，患上了心脏病血压高，几次到医院抢救。就更缺钱，所以任建军就更加积极地抢我的大样。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想生孩子，将来会很倒霉。
二，那么谁买北京的房子？
共产党最擅长的就是瞎折腾，办事从来没有计划，他们自己还会给自己找遮羞布：摸着石头过河。推行住房改革也是一样。
最初推行经济适用房，但是每套房子都是100多平方米，甚至200平方米。因为开发商也愿意盖大户型，成本低，利润高。最典型的就是北京北部天通苑的房子。后来户型逐渐减小，既然是经济适用房，就是穷人买，那就没有很多钱。有钱买大房子的，就不是穷人。初期，审核也很松，很多不是穷人的都买了这种房子。毕熙东手下的电脑工程师张毅一个月工资2万元，只有一个老婆，没孩子，老婆不上班，他们也买了这样的200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养一条大狗，站起来一人高，这是穷人吗？
1949到1997年，将近50年，中国都不允许私人买房子建房子，所以刚开始推行住房改革的时候，大家都不愿意买，觉得是花冤枉钱，还等着单位分房。那时候房子只有1000多元一平方米，好地段2000多元。还是没人买。买楼的都是求着人买。
2000年至2007年大约，买房子的人逐渐多了，因为原来单位招人主要是要北京市户口的，外地户口的不要。这个阶段就放松了，外地大学生进了北京，结婚必然需要房子，那时候房价还是很低。青年体育报主编毕熙东招的辛明，2002年来实习就给开工资，加上稿费就是1万多元。第二年正式办了进人手续，收入就达到了2万多元。2003年就在朝阳路买了房子，这里与天安门的直线距离只有十几公里。这个阶段进京的大学生买房子的很多，但是辛明是因为毕熙东和中国青年报的腐败而非常轻松容易地买了房，是特例。
2008年北京要开奥运会，房价大涨了一回，从5000多元涨到4万元。我是2005年在单位中国青年报买的房。北京市有很多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它们都会找各种借口跟政府手里拿到地皮，自己开发，自己买，就比社会上卖的商品房便宜实惠、安全，舒适。我们属于中央单位，只是一个司局级的媒体，像人民日报新华社就更是了不得。
这个阶段房子之所以会涨价，是中国人第一次认识到房子是可以炒的，是可以大大升值的。所以很多外地人来北京买房子。最典型的是温州炒房团。他们一来就是几十个人，一买就是一个楼。山西、内蒙古的煤老板一般都是一个人买一座楼，一层楼。江泽民、胡锦涛当政时期推行所谓的改革，大力发展私营经济，把国有矿山以很低的价格卖给私人企业，煤炭的价格又很高，所以这些煤老板挥金如土，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买了很多房子。十多年以后习近平才提出“房住不炒”，但是已经晚了。
北京人其实对住房的要求在一些方面比美国人还高，要求住在市中心，平原，上下班近，孩子上重点学校方便。北京市只有1.7万平方公里，面积只有美国加州的二十分之一，但是人口是加州的一半，所以人口密度是加州的十倍。而且北京市的北部西部都是陡峭的山地，不适合盖房子，只能是向东部和南部发展。现在建设的北京市副中心就是在东部的通州区，我的青少年时期都是在那里度过的。所以北京市的房子很少，难怪五环路附近的欧尚超市、迪卡侬体育用品商店20年之内拆了两次，地皮太值钱了。
2010年之前，北京市就已经进入了汽车社会，2011年推行买车摇号制度。这时候北京市的私车达到了500万辆，加上外地牌照的车，有700万辆，使得车速太低，上下班的时间太长，所以人们更不会买30公里之外的住房，市区的房价进一步飞涨。我出国前达到了十多万一平方米。
三，北京城被共产党破坏得面目全非
30年前，北京还没有建设什么楼房商品房的时候，向美国学习了跳瘙市场，旧货市场的经验，每个区都会在星期日，在街道上，露天体育场开设跳瘙市场，卖旧货和旧书。我先后买了两本美国原版的英文书。一本是尼克松总统的自传，其中写到1972年访华，说“飞机飞到北京城上空的时候，我向下望去，都是低矮的平房，跟中世纪的城市差不多”。应该说，一直到1989年六四事件，北京城的面貌都没有大的变化。但是1990年江泽民为了摆脱六四屠城，遭到国际社会孤立的窘境，铺张浪费举办亚运会，开始了最早的大规模拆迁。亚运村地区的原住民，就是农民，就搬到了花家地，望京附近。1997年，我也搬到了花家地。所谓花家地，就是花家的坟地。所谓望京，是一个明朝后期就出现的地名。当时，清朝人已经非常强大，经常打到北京附近。为了抵御清兵，明朝皇帝从南方，大概是浙江一带调来许多军队和家属，驻扎在这个地方，建起烽火台。这里距北京城十多里地，肉眼可以相互看得见。一旦敌人进犯，这里就烧起狼烟，给京城报警。这里的人可以看见北京城，所以叫望——京。
共产党夺取中国的战争中，毛泽东命令解放军不惜一切代价进攻东北的大城市，和天津。但是对北京却是个别对待，围而不打几个月，一直让特工做工作，甚至让傅作义的女儿策反她爸爸。最终导致解放军兵不血刃进入北京城，号称“和平解放”。1949年年初，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举行会议，说这次进北京是去“赶考”。他的意思是李自成在北京当了17天皇帝，就被打跑了，最后兵败，死在了陕西。他担心自己这个实际上的皇帝也呆不长。为什么一定要和平解放北京？就是要进皇城，当皇帝。
但是，共产党毛泽东除了中南海这个皇帝的后花园也就是皇宫之外，对保护别的地方没有什么兴趣。建政之初，许多建筑学家，包括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都劝毛泽东另外建设一个政治首都，但是毛泽东打了朝鲜战争，国库空虚，根本不可能拿出钱来另外建设一个城市，所以就在北京城西边建设了中央政权的很多部委办公楼。1959年，搞十大建筑包括人民大会堂，又对天安门南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拆迁。1977年华国锋这个私生子为他爸爸毛泽东建设毛主席纪念堂，又进一步拆迁了天安门南面的民房。
但是这些比起1997年之后的开发商拆迁就算不上什么了。开发商几乎拆迁了北京城的80%。
文革中，毛泽东要当第三世界领袖，就像今天的习近平搞一带一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苏联不干了，双方打了一仗，苏联要使用原子弹揍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害了怕，赶紧命令全中国“深挖洞，广积粮”。挖防空洞缺少建筑材料，就把北京的城墙扒了。通县是把鼓楼扒了，那也是明清的古建筑。而且通县那时候是通州，下面管着十几个县，级别高，城墙和鼓楼都很讲究。
北京城是以皇城为主，这就是“一环”。外城墙就是二环，拆了城墙，在这下面修起了地铁兼防空洞。1980年我进入北京城工作，晚上可以骑车去北师大上课的时候，二环路还没有通车，几乎没有人。我们十来个同学可以并排骑车。那时候，二环之外基本上是工厂和农田，三环之外绝对都是农田。但是1997年四环路就建成通车了。现在都有了六环路。就是说北京城像摊大饼，越摊越大。基本上没有农田了。所以习近平最近还问：农田都被占了，那么粮食怎么办？
